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兴起，亚洲危机和此次全球危机之间其实联系密切，两者都处在一个可以称为“大稳定”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很多监管者认为这是货币政策工具的改进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成功，但沈联涛认为，这只是一些市场经济版图的扩张所带来增长潜力的释放，不过这种低通胀环境所带来的低利率政策，却被市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常态。这种货币宽松政策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再加之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以及监管缺位等因素，就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在亚洲危机中的导火索是日元的泛滥，而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中则是美元。沈联涛作为亚洲危机的亲历者认为，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为了振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衰落的经济和金融而采取的零利率政策为亚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当时，日本银行以日元或外币计价的贷款大量增加，造成了日元利差交易盛行和全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当资本从日本流向亚洲邻国，与这些国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导致亚洲也出现了泡沫。再加上亚洲危机各国犯了“双重错配”（期限上“短借长贷”，币种上“借入外汇、投资本币”）的风险管理错误，出现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从微观层面看，沈联涛通过其研究认为金融危机阴谋论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更多是市场自发行为的汇集。在危机出现时，正是投资者之间、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和市场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导致了整体上的混乱无序。沈联涛以其丰富的实际监管经验提出了监管制度良好运作需要满足的八个要素：制定战略，确定优先次序，激励，结构化，标准化，进程设计，执行和总结，以缓解金融危机中监管和被监管方所表现的道德风险，并改善市场的微观基础以防范金融危机。

　　这本书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备的理论，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机往往具有牵涉范围广，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而且金融危机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并非主流，往往是传统宏观理论体系中的反例，受重视程度不够。不过沈联涛按照前述的分析框架，综合介绍了两种深刻但又容易被人遗忘的观点。

　　一个是流动性幻觉。流动性泛滥被公认为是导致这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当世界充满流动性时，它却往往会奇迹般地消失了。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于整体社会而言是没有投资流动性这种东西的。”对于个体而言，投资的流动性取决于对近期稳定性的信心，不论是资产流动性还是融资流动性都是如此。因此在复杂的市场中，预期的变化可以让流动性迅速消失。在亚洲危机中，一些国家国际收支的恶化在游资的冲击下其影响不断放大，融资流动性和资产流动性相继消失，最终表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不断上调的利率政策扭转了房产市场不断上涨的预期，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并引发了相关次贷市场的危机，再逐步蔓延到全球银行业和金融市场。

　　另一个就是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 （Hyman Minsky）就认为，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明斯基理论根据收入-债务关系，界定了三种融资方式：对冲、投机和庞氏融资。对冲融资，是指债务人凭借自身可靠的现金流来借钱，本质上属于一种稳妥的自我融资。投机型融资，是指债务人的现金流不固定，只能覆盖利息。投机型融资的具体表现，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债务人必须重新融资以偿还本金。出现这种融资方式，是因为人们对资产价格的稳步上涨有信心，虽然他们与对冲债务人的收入是一样的，但贷款规模大于后者。此后，投机性债务人更是把杠杆操作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不得不利用借款来支付利息，而且往往是通过短期市场为长期的高收益投资提供资金（这就是亚洲危机中著名的“期限错配风险”）。庞氏融资则是债务人的现金流什么都覆盖不了，需要依靠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最终来偿还他们的债务。明斯基总结到， “具体来说，在长期的好年景之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常会从一个由对冲型融资单元统治的金融结构，变为由投机型和庞氏融资单元主导的金融结构。而且，如果一个投机融资单元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正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并且，政府试图通过货币紧缩消除通胀，那么，投机单元将变成庞氏单元，此前庞氏单元的财富净值将迅速蒸发。结果，出现现金流缺口的单元将被迫竭力通过出售头寸来站稳脚跟。这很可能会产生资产价值的崩溃。”总的来说，就是风险价值、流动性和价格的长期稳定会引诱市场参与者使用越来越高的杠杆率，直至整个金融系统毫无稳定性可言。

　　虽然明斯基生前被主流经济学派排拒，并饱受杯葛，但十年一次的危机轮回已经让他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