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的《旅人》，讲的是关于旅行以及旅行的人，但更要紧的，是关于旅行者流离的眼睛所看见的别人与自己。
    旅行者离开家乡的时候，正确的说，是他(她)第一次离家的时候，他(她)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他(她)昕有的，只是“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些想象，或者来自书本(也就是所谓的“知识”)，或者来自于转述(但奇怪的，这时候我们就改叫它做“传言”了)。
    一旦出门远行，他(她)的“想象”就要和“真实”面对面，产生一种交锋、对质，更产生一种演化观点，从而成为一种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来。那个过程，也许我可以称它是“当世界观与真实世界相遇”……
    因为你对前方的世界一无所知，你所熟知的，其实是自己原有的世界，所以当你背起行囊勇敢向前之际，你其实是个“带着家乡去旅行”的人。
    我本来以为我是个轻便的旅人，只带了一点换洗衣裤(我还带了路上可以丢弃的旧袜子)、刮胡刀和牙刷，以及一本旅行地的导游书；但事实上，我带着出门的远比我知道的为多，我带了一整箱“偏见”和“旧习”，以及一双被自己来历禁锢的眼睛……
    “嘿，这里的茄子竟然是圆的。”
    “在日本，菜是冷的，饭是温的，鱼是生的。”
    “德国的女人胸脯大到她们拍面包屑时，是拍胸部而不是拍腿上。”
    “在美国中西部，你可以开一天的车子看不见另一辆车子，景色也完全没变，一片接一片的玉米田。”
    “物不自异”，这些奇风异俗，其奇其异，都是通过观看者的“自身对照”得来的，可见我们虽然来到“异乡”，但我们背负着一整个家乡的“监狱”，我们根本没有离开家呀。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旅行？为什么又给予旅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么高的学习评价？
    可能是因为到了“回家”的时候，旅行者又“变”了，他(她)变得和原来不太一样，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未察觉。回来的旅行者，眼睛变得不太一样，他(她)竟然不太适应他(她)原来已经居住多年的家乡，他看到很多不顺眼的事，忍不住把一些他乡的事搬出来说……
    “穿过中越边境，你就发现越南人是爱干净的，中国人是不讲卫生的。”
    “你看看德圉人，半夜无人时，他也要停下来等红灯。”  “那是一个真正法治社会的表现。”
    “在法国，每位工人也都能讲一两本他喜爱的书。而在意大利，卖肉的屠夫还能和你背诵但丁呢。”
    你旅行，你变了，你“带着异乡回故里”了，你已经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
    奇怪的是，出国时你无法摆脱你的家乡，回来时你却无法融入你的故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胡晴舫在书中说：“旅人带着他的偏见赶路，有些旧偏见被印证，成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见。经由旅人的闯入，则影响了没有离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或，另一面的偏见。”
    我仍然可以说，这些偏见的否定和再肯定，是一种“进步”。回来的你“否定”原来的你，但回来的你“包含”原来的你，如同果实是开花的否定形式，但果实是包含开花的过程的，你不能绕过它。
    到了这里，我们也才探触到一点点旅行的真相，而且我们还只用了两个数学变量，家乡和他乡；如果家乡和他乡都变成“复数”，那又如何呢？例如胡晴舫书中开宗明义说的“我总是在路上”，一个场景换过一个场景，一个思考基础换过另一个思考基础，如果“时差”是此地到彼地的“生理时间”调适现象，总在飞行的人又要以哪一个地点成为他(她)“时差”的基准点呢？
    或者，我另一个朋友的故事，她生在香港，先到台湾读大学，又到美国读研究所，回到香港工作，然后又嫁到丹麦去，一生充满移动和困惑，她究竟要如何看待自己？在台湾读书，她是个讲话有口音的香港人；回香港工作，她看香港不顺眼，朋友觉得她已经变成台湾人了；嫁到丹麦，她开始怀念在香港成长的一切。这就是旅行无止境的辩证，“地基”不断移动的人，多了许多看世界的机会，但也失去站在某个“立场”的权利。
    观看者如此，被观看者又如何呢？早期读西方旅行文学，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因为，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有时候是难堪的。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落后怪奇、不适人居的蛮荒之地，有时候正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被迫看到另一面镜子里衣着褴褛的自己，不免也有点难堪，但对居高临下、趾高气昂的闯入者、偷窥者，也有一些不满意和不谅解。有时候也不免学阿Q的口吻说：“我们家从前，比你们阔多了。”
    你看看我，本来要谈胡晴舫的书，却拉杂谈到爪哇国去了。但这正是胡晴舫《旅人》的撩拨力量，她永无止境移动观点的旅人之书，刺激你的思考停不下来。它本身是一本反省旅行意义及旅行途中所见的书，你不可能坐在那里，呆呆读着这本书，你的思绪早已动身，前往你不曾造访之地。你，和她一样，也想要苦苦追问，一切关于“行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