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布鲁姆斯勃里集团”与“新月社”有许多相似：新月派，也是以文会友的松散集合。只是布鲁姆斯伯里美术家为多，新月社以诗人作家批评家为中心（胡适，闻一多，陈源，饶孟侃，梁实秋，沈从文，凌叔华，朱湘，卞之琳，陈梦家等），团聚包括科学家（翁文灏，李四光，梁思成），政治家（张君迈，罗隆基），人类学家（潘光旦），经济学家（张奚若），甚至军人（王赓，蒋百里）等，聚会形式也是沙龙：开始是徐志摩家，后是闻一多家，其后是林徽因家。也出杂志，办书店，参与情况却因人因事而变动不居。有的文学史家认为北京“现代评论派”与“新月派”，成员有重复，却不是一个派别，实际上1923年的新月社，与1925年的新月社，与1927－1932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书店作者群）成员也很不相同。在《新月》上发表诗的，为《现代评论》写稿的，参加林徽音或闻一多沙龙的，被陈梦家编入《新月诗选》的人，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的个人朋友，因此都可以算新月派。所以我提出：徐志摩与谁交往，谁就是新月派。
　　
　　一次大战时，布鲁姆斯勃利集团都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上战场，情愿下乡做农活--英国对拒绝打仗的男人，一向用“插队”方式解决。布鲁姆斯勃利的集会，由伦敦转往范奈莎的农场。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都持反战立场，范奈莎不得不搬到乡下“劳动”。因此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勃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战死于西班牙，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勃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伍尔夫1941年自杀，应当说是这个社团的最后终结；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也就是新月派的实际终结。
　　的确这两个“派别”有太多的相似点，因此除了文学史的接触研究，还应当做平行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势包围下，怎么会出现组成方式，审美立场都非常相似的团体。难道“美学现代性”是每个民族必然要走过的路？如果必须走过，人员和艺术品的交流故事，就是大潮流中碰巧过场的角色，历史共项的面具。作者也告诉我们，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不可忽视，不然无法解释人物的行为。例如在剑桥求学时，朱利安对英国新批评开创人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是在武汉大学教文学，就不得不引导学生读这两个人的作品，因为他发现在中国文学中“感伤主义”——无论是“现代派”徐志摩还是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弥漫文坛。
　　
　　作者说，她是偶然在一场拍卖会看到朱利安有关与凌叔华情事的艺术信件，突然找到这个题目，然后到各种档案库阅读文件，力图从历史留下的痕迹找出全部故事。她发觉困难在于信件本应当是有应有答，但是很多环节缺失：例如朱利安与凌叔华之间的事，朱利安的信件极多，他在向他的母亲和朋友夸耀自己的中国情人，而凌叔华那边的文件几乎不存在：作为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许多事羞于出口，也无处倾诉；五十年代萧乾把福斯特的信件上缴给作协领导，从此不见影踪，福斯特因为萧乾不回信而愤怒地撕毁先前保存的信件，因此故事不全。至于与徐志摩有关的事，由于那个著名的“百宝箱”事件，大部分信件不知所终。因此，叙述不得不用推论和想象补上许多缺口。不过，这也正是任何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事件过程都留下大量难以解释的空缺，或不一致之处。任何讲述者不得不以“故事化”方式补成一个连贯的情节，无人能声称在报告绝对真相，哪怕言必有据也不足以保证真实：讲述者的选择本身就是“叙述化”。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羡慕作者的运气：作者靠了在十一个档案馆内发掘史料，才写出这本书。西方大学和图书馆，把收藏著名文化人的“个人档案”（他们留下的全部碎纸片）作为重要工作。不加整理的资料，会无法查索，无法使用，因此各图书馆收藏后不得不用大量人力做整理。考虑到西方人工工资成本过高，“存档”工作能坚持下来还真不容易。而且，由于许多图书馆都对此有兴趣，而各家的选取标准不一，保证了存档人物的多元。
　　人物或事件的重要性，在历史上会发生很大变化，只有多元选择，才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感到太多的遗憾。目前这工作在中国几乎尚未开始，全国唯一的“文学馆”将使档案选择标准单一。今日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留下的文件即将消失殆尽，恐怕让各大学图书馆都来参与，是在这个最后时间补课抢救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