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英作家、学者之间的有关个人、民族、文学和美学的对话，他们中有朱利安·贝尔、瓦内萨·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G·L·狄更生、E·M·福斯特、凌叔华、徐志摩、萧乾，这些对话让我们看清了两个文学团体（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中国的新月派）、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个对话的大背景是现代主义的文化、美学运动。但是，这些联系曾经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被一度忽略，其原因是英国和中国复杂的文化和性禁忌的利害关系。他们中有的是各自文化中的“精英”，有的是“英国通”、民族主义者、叛国者或绥靖主义者，或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曾经遭到过唾弃。
    为了在书中营造一个空间让这些人物相遇，我划了一片“开阔之地”，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个空间是属于文化、文学和历史的。这里欢迎其他人的加入。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描写过一个叫崔鹏（Ts'ui Pen，音译）的诗人，他“将自己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未来的若干时间（并非所有时间）”。博尔赫斯通过小说要传达一种想法，即知识好比迷宫，每一次出发都带你走向岔路，前面还有很多条小路，道路时而岔开，时而汇合。这种思想也在本研究中被采用。有时候博尔赫斯会猜想崔鹏可能要说“我要去我的隐居室写书了”，有时候博尔赫斯会猜想崔鹏可能要说“我回来造迷宫了”，而其实，书就是迷宫，迷宫就是书。
    这个迷宫我也走过，好在老天眷顾我，让我在那次文学作品拍卖会上见到了那捆手稿，引领我从此走进了中国的大门。这扇门又开启了另一扇大门，这一次让我阅读了中国文化以及中英文化、文学的互动，所有这些又从不同岔道走进了现代主义的对话中。还有一条岔路带着我到中国旅行，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那些只在书本中才得以见到的风景：朱利安·贝尔曾经任教并遇见凌叔华的地方（武汉）、中国知识分子云集的上海和北京、长江三峡、花园城市苏州、雾中西湖（中国诗人都喜欢的地方）、云冈石窟的巨佛和五台山壮丽的庙宇。此外，我也去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像七十五年前中国作家萧乾那样漫步康河之滨。这些都不失为本书的小径。以旅行者、读者和批评家的身份，我沿着这些小径一路走去，一路遇到了那些令人眩晕的问题：我仿佛在过去的时间里、也在平行的时间里徜徉于不同的文化认识论、文学认识论与不同时期、不同的写作传统（英译作品或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和不同的地方。无论发生什么政治事件，我发现，艺术家、作家及学者都会从文化、经济交流中产生的文化碎片、政治碎片及美学碎片中“装配”出他们自己的艺术，或称“因陋就简”（列维·斯特劳斯语）。评论、文学与艺术成为梦中景象、想象之地、美学之地，映射了文化和政治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旅行。现在，在另外一个时间点，我们继续观察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文学和美学的足迹。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刻意降低欧洲、日本、美国（二战后）帝国主义使人类蒙受伤害的程度。
    本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社群之间既可以建立起破坏经济政治关系的格局——英国就曾经破坏过他们与中国自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中英关系，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真实的游历或通过想象（艺术、阅读及译作）来相互“影响”、相互“丰富”。我认为从18世纪中国思想、美学和商品进入英国之时，英中两国之间就开始了美学上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我也认为，很大程度上欧洲中心主义致使人们有时忽略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感性文化给英国的文学和视觉艺术带来的影响。
    这里，世界现代主义不仅仅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为了在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学领域倡导一种全新的文化和美学诠释和实践，本书呈现了英国现代主义在民国时期的特殊角色——当时中国淹没于各种各样的话语之中：除了日本和俄罗斯的政治话语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神圣社会责任。我希望让读者知道，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新月派这两个艺术团体彼此之间影响着对方的前卫潮流。全书聚焦于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它开始于前共产主义时期，中断于前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在这里，在一个社会政治现实完全不同的国家背景里，现代主义得到了重新构建。尽管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必然关系——要达到精神世界与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状态，文化和经济要先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行——然而，本研究却揭示了一种不同的情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一文学团体里开始萌芽，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当时国内的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在这种观点之上，本研究认为一个国家之内可以存在着多种美学、文学、政治和经济的话语，而反对认为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运动只存在唯一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里，现代性的价值观与实现现代主义的动机是各自独立的，如果硬要坚持认为二者非齐头并进不可，那么就等于回到了“以英国—欧洲—美国为中心”的视角，认为别的国家的其他发展模式都是边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