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是指帕慕克从绘画转向写作至今的年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不算是个很短的年头，但也说不上很长。帕慕克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他本人也说，自己每天要在案头写作10个小时。令记者好奇的是，帕慕克在过去这些年出版的著作并不多。在1979年完成、1982年出版了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后，帕慕克的作品还有《寂静的房子》（1983年）、《白色城堡》（1985年）、《黑书》（1990年）、《神秘的脸》（1992年）、《新人生》（1995年）、《我的名字叫红》（1998年）、《别样的色彩》（1999年）、《雪》（2002年）、《伊斯坦布尔》（2005年）、《爸爸的手提箱》（2007年）。其中《我的名字叫红》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而《雪》则是他本人最看重的作品。
    
    “您长期伏案写作，但我注意到，您出版的小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还有一些作品哪里去了？”记者问他。
    
    “因为我写得慢啊！”帕慕克大笑说，“我本来应该出版一百多本小说了。但我写得很慢，去年一年只写了300页。而且在开始每一部作品写作之前，我都会做一些调查，比如阅读、考察、拍照、摄像，其中90%的材料我都不会在小说中使用，但是我仍喜欢调查。调查让我熟悉我创作的主题，让我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
    
    帕慕克特别提到了他在写作小说《雪》时的经历。为了写《雪》，他在2000年亲自去法兰克福调查，那里有很多土耳其难民。为了更好地想象小说主人公每天清晨去市立图书馆的路程，帕慕克沿着大街走过那些土耳其人的商店，还徘徊在土耳其穷人聚居的地方。他做了很多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虽然90%的考察结果都不会在小说中出现，但是他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
    
    “那么，您的写作有计划吗？在开始写作一部新的作品前，您是否列出提纲？”
    
    “是的，在写作前我会列出提纲。”帕慕克回答记者说。
    
    “计划是否会发生变化？当你不满意的时候，你是继续写下去，还是会作改变？”
    
    帕慕克笑道：“我是一个有计划，但也会变化的作家。无论我写了什么，我都会读给别人听，比如我的家人和我的助理。他们可以帮助我检验我的作品。如果他们不是很喜欢其中的某些地方，我会进行修改。读者的反应有时候是相似的。”
    
    帕慕克的确不能算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开始写作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600页的纸头他写了四年。600页的纸头成书后，大概不会超过300页吧。虽然他提到自己的头脑中还有19部小说的构思，有八部小说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但连他自己也只能感叹：“很可惜我写得并不快，我要花上三四年时间才能写完一部小说。”
    
    “您的作品被翻译成了57种语言，在中国也特别受读者的欢迎，一年之内先后引进了六部，包括《我的名字叫红》《雪》《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黑书》《新人生》，而且总的销量超过了60多万，其中《我的名字叫红》就有30万册，这算畅销书了。您预想到您的书在中国会这么受欢迎吗？”
    
    “原先对我来说也是很意外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一点。但当我知道中国有13亿人口，我突然觉得这也许并不奇怪。”帕慕克笑着说，现在在中国就有那么多读者欣赏他的作品，相信可能再过几年的时间，他的中文版本的读者会超过土耳其版本的读者。
    
    “至于我的作品，在不同大洲确实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而在美国、德国是《雪》，在西班牙是《伊斯坦布尔》。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忧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这些非西方国家认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和过去的历史，我们希望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在经济上更加富有。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意味着抛弃传统吗？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往昔吗？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
    
    “那么，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写作对您的人生有多重要？”
    
    “我真正的使命，或者说促使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写小说。正如马拉美所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被写进小说而存在的。毫无疑问，最有资格把世间一切纳入其中的艺术类型就是小说。”帕慕克沉思着说。
    
    描述两种文化冲突与交错
    
    帕慕克出生在土耳其，那是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一块土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文学奖授予帕慕克时说，授予的理由是：“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事实上，帕慕克在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交流，使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间人的地位早就得到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