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为文汇报读者留言：“身处上海，我非常高兴……生活在这样一个精彩而多元化的城市必定是快乐的……我期待能再次来到这里。”

    题记
    
    5月30日傍晚，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应邀来到文汇报做客。此前，来到文汇报做客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有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霍夫特，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麦克迪尔米德、雷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等不下数十位，但到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是第一人。对即将结束十天中国之行的帕慕克来说，这也十分难得——上海是他的最后一站，31日，他就要回到土耳其。这是他到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夜晚。
    
    现年56岁的帕慕克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戴着一副深框眼镜。尽管连日奔忙，但仍有着充沛的精力。他的双目特别与众不同，似乎永远处于沉思之中，不管他在谈论人生和文学时，还是被窗外的上海夜景所吸引，哪怕他扬起脖子将红酒一饮而尽时，他的眼睛似乎都没有放弃沉思。这也许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眼神。帕慕克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深刻思想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深沉思考，或许还因为他拥有的这双眼睛？
    
    帕慕克并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肃、率性，甚至会突然变卦，他让人常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孩子般的快乐和好奇。在报社的展示廊前，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近百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名流到访文汇报或接受采访时的留影，时而指着他所知道的霍金、德里达、威瑟尔等人的留影，念着他们的名字，发出会心的微笑。当我们告诉他，“您的照片不久后就将出现在这里。”帕慕克不禁开怀大笑。在另一处展示廊前，帕慕克看到了文汇报驻世界各地记者站记者采访各国元首的照片，显得有些惊讶，他说：“这是一份优秀而多元化的报纸。”
    
    地震亲历者的感同身受
    
    帕慕克中国之行的时间是5月21日至31日。此前他在日本和韩国度过了十日。在中国的行程包括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站。
    
    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帕慕克的中国之行恰逢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机缘。
    
    1999年的土耳其大地震，使七万五千人丧生，伊斯坦布尔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震后第三天，帕慕克走出家门，划着小船到各处看望受灾的人们，给他们帮忙，内心感到很悲伤。“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地震之后的废墟中到处游走，我看到很多死去的人，还看到很多失去亲人的人，同时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建筑，有的倾斜，有的倒塌，有的废墟一片，这一切都留在了我的心里。”帕慕克说，艺术家都有一种孤独的特质，在这种灾难面前，正是这种孤独特质外化为艺术创作。在灾难之中他意识到，实际上艺术家同样是社会的人，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和一个普通人一样，感到人们的悲伤，人们的苦难，人们所忍受的所有的这一切，看到人们的心。
    
    中国之行让帕慕克再次回忆起九年前的历历往事，内心受到灼伤。5月21日傍晚，刚到北京的帕慕克参加媒体见面会时就表示，他在北京和上海的签售收入将全部捐给灾区，“我一直在看新闻，我们理解这个悲剧。我想告诉不仅是四川人民，还有全中国人民，我理解你们的痛苦，也欣赏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团结。”
    
    来到文汇报做客的帕慕克在文新报业大厦参观抗震救灾图片展时再次对地震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帕慕克说，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被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存在？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些什么？在那次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之后，他在废墟之间来回穿行的时候，就思考着关于人生的这所有的一切，所以那一年他写了许多关于苦难的文章。
    
    帕慕克指的是《别样的色彩》。这本书1999年在土耳其出版，2007年出版了英文版，中文版由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出版。帕慕克在《地震》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子夜之后，破晓之前醒来——后来我知道，那是凌晨三点——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剧烈的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
    
    帕慕克告诉记者，在九年之前经历土耳其大地震时，他虽然看到了很多人的苦难，看到了很多人的死去，但是与这些相比，他觉得更能打动人心的是一种人们团结一致的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