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海瑞的斗争比包拯、比况钟要艰苦得多。
    包拯任开封府尹、三司使等官职时，北宋是最稳定的时期，宋仁宗赵祯头脑相当清醒，能掌握大局的动向，朝中也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宗派或集团。
    凡是包拯作出的决定，宋仁宗大都支持，即使有人进行挑拨，话也不太容易被宋仁宗采纳。再说，当时开封府尹的职务，非同一般，赵匡胤称帝后，即派其弟赵匡义为开封府尹。后来赵匡义继承了皇位。所以包拯在开封府尹任上的确威信极高，令行禁止，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况钟在明洪熙、宣德年间由一名书吏一再提升为主事、郎中等官员，后来宣德皇帝直接派遣多名知府到几处特别富庶的或军事要冲的府治担任知府，况钟被派到苏州。民间称之为钦差知府，办事顺利之至。再说朝中内阁辅臣基本上是杨土奇等一批江西人，江南巡抚周忱也是江西人，况钟也是江西人，一直互通声气。所以况钟从未和上级发生任何矛盾，他查办了几个不称职的官员，也基本是知县以下的品位极低的官，所以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再说况钟当时一心做他的苏州知府，也没有对朝中军政大计发表任何批评、建议。他的两任苏州知府就是在十分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
    海瑞远没有包拯、况钟那么幸运，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时是奸臣严嵩当权。到京任户部主事时，遇上了年迈的嘉靖，可说是典型的昏君。后来皇帝几次更迭，先是徐阶、高拱争权夺利，徐阶与张居正相互勾结，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刚愎自用，容忍不了海瑞，把海瑞迫得只好辞职回海南故乡。七十多岁时又出山一次，申时行主持内阁，无张居正当年的才能和魄力，却懦弱而嫉忌贤能，海瑞一筹莫展，与房寰等贪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到临终前不久，房寰才被法办。他每任官职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做了大量工作，即如在应天巡抚任上先后不到一年，兴修水利，清理田赋、狱讼等等，都做出了显著的功绩。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所以我虽然行政工作极忙，还是挤出时间来写了一本篇幅较小的海瑞传记。

二
    我之所以写《海瑞》传记，还有客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十五贯》在全国风行之后，上海市文化局领导李太成同志叮嘱我注意一下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是否有适合于京剧或其他剧种演出的，希望我推荐。我浏览了许多清官的史料之后，向他提供了有关海瑞的题材。并且说明《十五贯》况钟的《见都》一场，与巡抚周岑发生争执一事，戏剧性极强，但出之于艺术虚构。海瑞这位清官的历史经历确实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生活本身充满了戏剧性，据实编写就很感动人。李太成认为我挖掘清官戏的历史题材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果的。
    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在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译的《刘伯温寓言》，也有几篇讽喻的气息颇浓。正好那是掀起反右运动的1957年，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写剧评的同志认为我提倡海瑞是和“右派”相呼应，必欲置我于“右派”方甘心。李太成同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把我作为运动的对象。
    1959年，全国忽然刮起一股海瑞风，据说党中央要提倡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而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上海来做提倡海瑞精神的大报告，要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密切配合。据罗竹风同志告诉我，当时机关各级干部纷纷找寻参考材料，惟一的一本就是我的《海瑞》，只有77 000字篇幅，比较简单，感到不满足。但除此之外，只有明清两代原刻的海瑞文集了，阅读非常吃力。至于吴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人物小丛书》本《海瑞》，却仅仅15 000字，简单到极点，而且出版较晚，所以影响不大。
    正因为我是惟一一本《海瑞》传记的作者，所以周扬到上海作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大报告之后，我立刻成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组稿对象，忙得不亦乐乎。在周扬做大报告的同一天，《解放日报》记者张世楷来电话，要求我为《朝花》写一篇海瑞的故事。通讯员取走之后，又来电话谓题材与主题均可，但太短，要予以丰富发展。晚饭后，他在报社等我，面谈加工的问题。晚上六时半，我到报社，文艺部主任黎家健接待我时，说明并无其他要求，希望写得细一点、生动一点，篇幅可以提供《朝花》整个版面，大约6 000字左右。我正准备回家仔细思考时，黎家健说：“这篇文章明晨一定要见报，你就在编辑部里写，写完时叫我好了。”我知道党报安排的紧急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喝了几口茶，开始写了。好在史料都熟悉，用不着去翻参考书。写到十一点多钟，就写完了。字数只有5 000左右，也没有精神再增补了。交到黎家健手里，他看了一遍，点头认可。便放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