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亦即4月17日，《解放日报》出版，《朝花》真的发了这篇文章，夜里我匆忙之中，未写题目，报社代我拟了《南包公海瑞》的标题。这天上午上海市文化局开会，由刘厚生传达周扬对上海文化学术界的报告。传达结束时，他又加了几句话：“蒋星煜同志今天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南包公海瑞》，也是写的海瑞著名事迹之一。”
    《文汇报》当时负责人为陈虞孙，原是我的老上级。他布置副刊《笔垒》主编徐开垒通知我，把海瑞一生事迹，写成18个段落。他们已和程十发联系好，由他根据文字配画，用连环画形式发表，我也照办了。
    在当时，读者当然是很欢迎这些作品的，《海瑞》这本传记得到再版的机会，时间催得急，内容来不及再补充，只增加了2 000字篇幅。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直接操纵之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此文首先歪曲了明史，歪曲了历史人物海瑞的本来面目，然后把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无限上纲，而且语气专横武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学术界、文学艺术界人士无不感到愤慨和震惊。
    就在此时此刻，张春桥定下“引蛇出洞”的奸计，逼迫《文汇报》召开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座谈会，名单由张春桥决定。开会通知则寄送参加者单位党委、党组，要求党委、党组保证被邀请者准时参加。有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杨宽、刘大杰、谭其骧等十五位，我因为写了《海瑞》传记，1959年又为《解放日报》、《文汇报》写了评介海瑞的文章，所以也在这十五位被邀者之中。这次座谈会，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争鸣。对于吴晗，认为他对海瑞的研究不够全面，《海瑞罢官》的剧本也欠完美，但吴晗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反党分子。
    吴晗为《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判以后，《文汇报》再次召开座谈会，出席人员与第一次座谈会完全相同。因为第一次座谈会说明记录不公开发表，供内部参考而已。所以第二次座谈会发言比较踊跃。结束时，却宣布发言记录要在《文汇报》上发表。此事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开始感到其严重性非同一般。我的发言主要谈一个问题：对待历史人物，一般都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这一原则对海瑞也应该适用，如果适用，又应该如何分法。
    1966年2月26日，徐景贤领导的写作班子用丁学雷的署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文说“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亲自参与设计”。还说我和吴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随后即进行无限上纲的诬陷。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我个人以及家庭陷入苦难的深渊。
    “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海瑞的一切冤案都得到了平反。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海瑞》再版，我自问对海瑞的史料采择比较审慎、评价亦相当客观，因此对其生平经历以及刚正不阿的嫉恶如仇的头争事迹均未作任何修改，在篇幅上略有补充。
    1982年4月，我有机会访问了海瑞的故乡海南岛琼山县，并拜谒了正在重建的海瑞墓。我所保存的有关海瑞的若干文物，被红卫兵用封条封在书橱中十年之久，我决定捐献给当地文管单位，其作用比放在我身边要大得多。
    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称海南行政区，由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领导。副书记名罗天，曾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我捐献文物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同志，和我接触了多次，他对历史学，对文艺都是行家，所以我们共同的语言很多。原来他在县里工作时，具体组织、领导了琼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和演出。后来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成了经典，导演谢晋、主演祝希娟当然贡献很大，但最早发掘这一题材并搬上舞台的周训堂也有一份功劳，知道的人就极少了。
    周训堂同志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个问题：经过十年动乱，有关海瑞的文物均被破坏无遗，海瑞墓被挖开，造反派没有找到什么殉葬的金银财宝，恰恰又一次证明了海瑞确是清官，但他们却更为怨恨，所以作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使在“文革”期间，海外侨胞回海南探亲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正气凛然的乡贤，还是在墓园前面较远的地方焚香膜拜，使他深为感动。现在修整墓园的工程正在进行，但“四人帮”的余孽心有未甘，暗地里仍在散布姚文元、戚本禹、徐景贤等人污蔑海瑞的谬论，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上的混乱。听了这番话，我当然也觉得要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