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开《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史学家们为历代的隐士和清官写了不少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照西方的历史,虽然也有类似隐士的称谓和记载,但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远不如中国的隐士那么显著,而且人数迄未形成为或大或小的群体。我在青年时代曾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作了初步的探讨。 至于清官,和老百姓的关系较隐士密切得多,因为不像隐士那样处于在野的地位,而是在朝,要和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公卿百官乃至将军等权势人物打交道,有时还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有关清官的类似称谓和记载,在西方史书中也较中国史书少得多。有感于此,我萌生了为清官写作传记的想法。 为清官下一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也。《辞海》第1143页[清官]释文如下: 称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不能说错,但是也许限于字数,说得太简单了。清官绝对不仅仅与“贪官”相对,举例来说,《十五贯》中的过于执,并未贪污。他根据苏戍娟的容貌“艳若桃李”,便断定她不可能“冷若冰霜”,便由此确认她和熊友兰私通,而且这一男一女便是杀害尤葫芦的凶手也。当然,过于执是朱素臣创造的艺术形象,不是真人真事,但过于执这样凭主观臆测进行断案的官员不乏其人。 我以为清官基本上要具备以下的条件,首先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和果断的分析能力,也就是说能把握事件的本质及其关键所在。被颂扬为“明察秋毫 ”、“秦镜高悬”的官员属于这一类。 封建社会的官员大都出身于科举,经过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并取得名次的文人,应该说文化水平、理解水平都是优选出来的人才。担任多年文牍的书吏而提升为官员则经验丰富。这两类官员之所以会出问题,往往是受到上级的压力,要抵制这种压力非要有冒丢官甚至被杀害等风险的勇气不可。汉代的董宣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有强项令之称。 另一种情况是受贿,行贿者往往用金钱、美女、华屋、名画等礼物,投其所好。原则性不强的官员经不住诱惑,收受了下来。即使他完全明白事件的真相,仍旧不愿弄清楚是非曲直,而只可能听从行贿者的要求办理,于是造成冤案冤狱。贪官也担心被揭发或败露,所以行贿者行踪非常诡秘。汉代杨震一生清白,行贿者劝他接受贿赂,谓无人知晓,收之无妨。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坚决拒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廉洁奉公的官吏,俸禄之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有时还用俸禄周济贫困百姓,自身的生活则异常艰苦。三国时吴国郁林太守陆绩回江南故乡时,行李只有寒酸的铺盖数件,船只因载重太轻,无法航行,最后搬了岸上巨石压舱,方能启程,这也是一种典型。 当然,也有一批官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好事,但却不一定有传奇性的故事。 我之所以在清官之中首先选择海瑞写传记,主要是因为他的确兼备了清官各方面的特点,既能通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可谓清明。不考虑任何外来因素,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死,坚决按原则、按是非办事,可谓清正。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品位高低,始终布袍脱粟,不图锦衣玉食,可谓清廉。不与官风不正、学风不正、为富不仁者交往,敬而远之,可谓清介。从各方面看,海瑞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清官。 海瑞一生,从任南平县学教谕起,开始进入官场,便因不肯轻易下跪迎接知府、巡按御史,得罪了上级。任淳安知县时,法办寻衅滋事的副都御史鄢懋卿的公子,鄢懋卿借巡视为名到各地搜括民脂民膏,海瑞婉言拒绝入境。因为鄢是奸相严嵩的死党,海瑞这样做,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官员、文人都异常钦佩,但也为他的命运捏了一把汗。任兴国县知县时,前任兵部尚书张鏊的侄子张豹、张魁到兴国收购木材时,无恶不作,张鏊和各级官员相互勾结,予以包庇。海瑞决定予以严惩,事情闹到江西总督吴百朋处,最后张豹、张魁仍被海瑞法办了。海瑞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嘉靖皇帝已多年不上朝,一心求仙,严嵩虽然垮台,政局却未扭转日趋恶化的形势。内阁首辅次辅与各部尚书、侍郎等高官为保住乌纱帽,装聋作哑,海瑞以区区六品官却上了“直声震天下”的《治安疏》,沉痛谏劝嘉靖,被关进了诏狱,随时都可能被处死。嘉靖病故,海瑞出狱后累升至应天十府巡抚。告老还乡的元老重臣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正在应天十府管辖之内。徐府横行乡里、侵占民田的罪行累累,到巡抚衙门告状者比比皆是,海瑞并未因当年下诏狱时徐阶有救命之恩而徇私,勒令徐府退还了一批良田。徐府乃联络在朝在野的众官员与大地主合力打击海瑞,海瑞被迫罢官而回故乡琼山。乡居十多年后曾再度出山,到南京任南吏部侍郎等职。南京的众京员,尤其御史等言官颇多败类,往往敲诈勒索,置公务于不顾,提学御史房寰劣迹尤多,他先发制人,诬陷海瑞,引起了众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和文人的公愤。但朝廷迟迟不作公断,直到海瑞将逝世时,房寰才被免职。海瑞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他的经历比任何清官都要复杂,很值得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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