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当时《百家讲坛》叫我讲的是《西游记》里的玄奘，但我把它讲成了玄奘的“西游记”。我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西游记》本身没有什么可讲的。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没有剥夺掉中华民族已经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象，我没有对大家喜欢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言以蔽之曰：“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去评价过这些。我只不过为大家找回了一个原来存在过，后来被遮蔽、被遗忘的文化人物，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回一个真实的文化伟人。我用减法讲述历史，但是我得到一个加法的结果。
    
    做学问始终严守季先生路数  讲历史赞成“由内往外”方式
    
    文汇报：你给人看上去的印象是很时尚的，但学问又做得很扎实。据我所知，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的上下两册《玄奘西游记》在史料方面还未受到过质疑和挑刺，这似乎是过去同类栏目所出的著作中较少见的。你平常怎么做学问？
    
    钱文忠：我做学问的方式一直很传统，我始终严守季先生的路数。我相信研究人文科学尤其是古典人文科学，它的一套方法本身是不能被随便剥离的，比如古人做札记的那种研究方法。这不是因为我们进入电脑时代了，我们用索引、用搜索就可以了。梁启超这辈子活得很短，但是他干过很多事情，当过不少的“长”，然而他著作等身，到现在在量的方面，恐怕还很少有人超过梁启超的，更不能说在当时的影响了。所以研究人文科学自有一套东西，尤其人文科学里面的古典人文科学这一块，好像不一定每一个时代都能给它带来一种新的东西，它有一种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入这里边，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否则就远离在它的外面。
    
    文汇报：你怎么取舍这些史料、阐释这些史料呢？
    
    钱文忠：讲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由外向内讲”，就是说用现代的语言去阐释它里面的内容，这种讲法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还有种讲法，叫“由内往外讲”。我比较赞成“由内往外”的讲法，就是先进入到它的里面，切切实实地把自己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里去，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往外讲，然后把它的真实意思阐发出来，把它的意义阐发出来，而不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把过去的历史也看作一种工具，从里边汲取一些东西为我所用，就是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洋”和“古”都视作我的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对象，就像一根西洋参，我看身体需要，要么制成胶囊吃了，要么把它熬成汤、煲老鸭吃了。问题是传统和人文科学的古典学，本身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最起码是我们精神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从它延续而来的，我们没有权利把它看作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要用什么就去拿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大赞同简单化理解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被非常地简单化、功利化了，好像我要的我就拿来，我不要的就不去拿。哪那么容易？你要先把自己放进去，你先别强调自己是史料的主人，以为你自己是主体，史料是客体，我来取舍你，我来判断你，我来阐释你，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史料的一部分，都是史料阐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