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沈昌文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作为一个秘书，他要服务的对象很多，包括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等大知识分子。沈昌文和陈原坐对面，陈原是语言学家，而沈昌文俄语、德语、法语、日语都能应答得上，特别是当时已经没有人懂世界语，而陈原发现面前的这个小字辈竟然还能说上几句，大为惊讶之余，从此对他青睐有加。沈昌文跟了陈原几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陈原复出后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并最终把他扶上了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当家人的宝座。

    主持《读书》时，吕叔湘的一句忠告让沈昌文“听得目瞪口呆”

    1986年，陈原、范用两位老人淡出，沈昌文担任了《读书》的主编。但沈昌文说自己编《读书》多半是业余劳动，主要的业务是编书，“好在有许许多多老人家、小人家在，我只是执行而已。”

    提起当年《读书》的那些人，沈昌文恭敬有加。在《最后的晚餐》一书中，他还专门摘录了吕叔湘的一段忠告：“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当珠子；二、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吕老还为《读书》总结了风格：“什么是《读书》的风格？正面说不好，可以从反面说，就是‘不庸俗’……可是这‘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志求‘不庸俗’。那样就会‘矜持’，就会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会流于晦涩，让人看不懂。”

    沈公说自己“当时看了这些话简直是目瞪口呆”，他总结道：“文化之事，一旦走到‘矜持’和‘刻意’这条路上，便容易令人生厌了。”

    沈昌文说自己主持《读书》时，他自己的思想“有，但不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更多地体现在后来的《万象》上。”办《万象》杂志是他离开三联后做的几件事之一，他认为《万象》和《读书》的区别在于，“《万象》比较小资，《读书》是用一种很灵活的方式，讲当前社会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实话，我看见就发抖了，更不用说去说它了。但小资就好说了，我在上海是看小报长大的。”

    夹在自己尊敬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沈昌文自称“书商”——“混迹文墨场中几十年，专事贩运倒卖”。

    他也总是把“我是工人出身，没什么文化”当作口头禅，但就是这个“没文化”的“书商”至今却相信“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说出“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理想型的出版家一再腾挪自己的理趣，是至今出版文化疲弱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