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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情再回过头看看，翰伯同志“好事”之举，做得完全正确。我也正是在当年这些老前辈的带领之下，才逐步把脚跟从“怕事”移到“好事”上来。
编辑之“好事”，据我领会那些老同志的做法，绝不是要蛮干。他们都有严格的分寸和范围。上面陈老谈论“读书无禁区”的议论里，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翰伯同志在这文章之后，同我谈的，就大多是批评坏书，他自己也专门写了书评。但是，不论如何，对于那种羞辱性的沉寂，该说的不说，他总是反对的。有人曾讥议说我们在《读书》所做的是“打擦边球”。我反复思忖，即使是“打擦边球”，又有何不好？它先天地承认存在一个“边”，没有要越出这个“边”。如果“好事”“好”到了去打“越界球”，一打球就非outside不可，那才是糟糕！
四十多年前读新闻系时记得有人批评过胡适的一个谬论:过于老实的人不能当新闻工作者。假如把“过于老实”理解为不肯“好事”，征之我在《读书》的经历，倒觉得胡适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
《读书》二十周年，偶拾旧卷，想到这么一些零星的故事，写出来，只供识者一噱！
回到“前现代”去
说起饮食，我很注意市上新出的几本谈后现代饮食的书，买来很费心地拜读一过。二十来年前很吃了“后现代”这劳什子的亏。饮食的后现代论，是是非非，不去说它。但看那些书后自省，不管时代的要求如何，在我这老迈的过时人来说，饮食的现代化已经吃不消，最好是回到前现代的年头。
天天去三联书店，要在美术馆附近找吃的。娃哈哈当然是常客。有一天看见那里菜单上有“烤子鱼”，赶紧点了。搬上来，很明显，那不是“烤子鱼”，而是“多春鱼”。多春鱼不难吃，但我这上海人不服气，非要找店里争个明白。奇怪的是，店里的负责人说这就是“烤子鱼”。难道我在上海的二十年光阴白过了？争也争不清楚，幸好不久去新开张的苏浙汇吃饭，总算吃到了正宗的烤子鱼。一问之下，方知现在这里已改名为“凤尾鱼”。凤尾鱼应是它的正名，只怪自己寡陋。好歹以后时常吃到，心就安了。
“苏浙汇”有恁多名菜，我喜欢吃苏浙汇的蛋烧肉。浓油赤酱，十足的上海味道，价钱也不贵。当然它似乎还比不上上海小店的“老外婆红烧肉”，但是既然不在上海，如此也就满足了。
我不知道北京饮食的现代化甚或后现代化的标志是不是菜肴的辛辣化。不管理论如何，看来实际上在往这方向走。如果这解释可行，那更说明我在日离“后现代”。因为我这老上海人实在没法接受够多的辛辣刺激。每天中午，在东四或美术馆周围，我最有兴趣去找老式的乃至有点脏兮兮的并不专做辣菜的小饭馆。美术馆东门的公共厕所对门，有一家大槐树烤肉馆，是我近来常去的地方。北京的这家烤肉，纯粹用炭火，外加上烤馒头、窝窝头和疙瘩汤，让我完全回到几十年前在老北京旗人家里做女婿吃饭时的光景，很高兴。
遇到有外地或海外朋友来，在那里吃烤肉太寒碜，于是往北多走几步，到一标着“老么摄影”的小巷，进去一家饭馆叫刘家大院。那是地道的北京小馆，有豆汁、灌肠以及种种地道的北京菜。最妙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摆的是公共座，北房和两边是包间。有时我们也多走几步去隆福寺的白魁老号，那是更地道的北京清真菜。
说起清真菜，我也常去三联书店隔壁的一家叫黄河水的陕西面馆去吃羊肉泡馍和某某面。说是某某，因为它的广告写的字我完全不识，只能用手指点这点那。在那里的乐趣是从桌上可以遥望我的年轻同事们进进出出。要是某个领导机关要我监视这家书店进出的人们行踪，这是最佳据点。可惜的是，我三天两头在此，上级纪委还没将此重任交付给我。
清真菜吃多了，有一阵忽然来劲，往北走几步到钱粮胡同里去逛新疆饭馆。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条小胡同里新疆同胞那么活跃，开了好几家有特色的饭馆。常去的一家是北疆的，叫鼎香餐厅；另一家是南疆的，叫亚克西大胡子。那些地方，一进门便闻见强烈的羊肉味，我因而不敢带女士来此。但是，也可以用别的方式约女士聚会:这里往东几十米，有家驯鹿咖啡馆，十足的现代气派。我自己去尝够了羊骚味，然后倘佯到“驯鹿”去与比较时潮的人物应另一约会，借机也让自己时髦一番，高兴时还能在那里说几句外国洋泾浜，其乐也无穷。近一阵的时髦是在这类场合讨论“凹造”。这两个字是洪大妹子在她的博克里提出来的，我正在深刻领会和研习之中。如此后现代，当然只能偶一为之。
这么“非后现代”甚或“非现代”下去，怎么办？我已有盘算:下一步，便是自己多下厨为自己和家人做菜。好歹已经退休赋闲，回到“前现代”恰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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