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读书》和美食

在新近推出的《最后的晚餐》(沈昌文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做编辑、出版工作近五十年的作者有心回顾了他传奇的“《读书》生涯”和“美食生涯”，读来颇有趣味。本文摘编自该书。编辑与“好事” 退休赋闲，得读杂书。郑板桥的诗作，素所敬仰，偶然找到一本，便自吟哦起来。读未久，诗作倒还没怎么打动我，板桥先生无意中的一句闲话，却使我思索良久。这是他写的诗序中的话: 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二三知己屡诟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后来亦未必能进姑以谀而背直惭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桥自题(原作无标点，仍之)。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称那些要他把作品付梓的人为“好事者”一语。我做编辑、出版工作近五十年，一辈子忙的，都是“促人付梓”。可是，在多少年里，我却极少意识到自己本应是一个“好事者”。就我的本性和训练说，也许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怕事者”——“好事者”的反面。在改革开放之后，自己主要在《读书》编务工作任内，才略略有点“好事”，但却没意识到，“好事”之于编辑，原是一个优秀传统。熟谙古籍的人一定知道，除了郑板桥，称“促付梓”的人为“好事者”，不乏其人。谈到《读书》，它是怎样使我从“怕事”到多少有点“好事”，有不少故事可说。《读书》创办人是陈翰伯、陈原两老，我在他们领导之下，勉勉强强，跟前跟后，好歹有点“好事”的样子。这方面的故事，时或想得到一两则、或可一供卖弄。创办《读书》，我未躬逢其盛。因此，《读书》杂志创办人的第一件“好事”盛举——发表《读书无禁区》宏文，我并未与役。但是，待《读书》创办未及一年我去任职时，却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时才发现，一个杂志要有影响，非得有“好事”之心不可。七十年代末文化界的大事之一是无书可读，原因自然是“文革”之中“禁区”重重。原本应当“好事”的编辑，这时却大多噤若寒蝉。《读书无禁区》此说一出，真是振聋发聩。说实话，杂志创刊时我作为读者读到此文，也不禁吓了一跳。等到自己亲自参加刊物编务，同方方面面的人多些接触，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再接下去一件有关的“好事”之举，却是我始终其事的了。陈翰伯同志听到关于《读书》的种种反响后，作为创办人，觉得有必要亲自为文说明立场。当一九八一年四月号出刊时，他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为了慎重起见，他在写出初稿前后，把我找去好几次。我在“文革”前没同此老同事过。“文革”后期，在一个会上，正式听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宣布，陈翰伯其人“一贯右倾”，在“批林批孔”中“群众”对他的批斗纯属正当。“右倾”而又“一贯”，其罪可知。现在要在他领导下做事、为文，我心里想得很多。在这心情下，我读他的大作初稿。陈老此文，一九八一年发表，十多年后，又刊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的《陈翰伯文集》。书前有《新闻出版报》和出版科学研究所署名的序言，说明其中的文章“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材料”。由此可见，这是一篇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宏文，值得认真看待。但在当时，我边读边想，十足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两周年告读者》起首开宗明义提示，《读书》有四个特点，第一就是: 不怕顶头逆风，不信邪门歪道，解放思想始终鲜明，不含糊，不吞吐，我们(指读者)正想说的话，被你们说出来了。我读了这些，再想想“无禁区”一文我经历的前前后后，思想豁然开朗。我意识到，一个编辑、出版的新时代开始了。此前，包括我一九四九年在大学里学到的新闻学的知识，从这里开始，都有必要重新考虑了。翰伯同志用十分自信的口气同我说今后要怎么办。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粗暴，发脾气(姑且不说打棍子)，不行；害软骨病、无原则迁就，不敢批评，也不行。我记得很清楚，议到这里，我特别向他报告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发表后的反应。我说，反响太厉害，似乎有的反响来自很有影响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他听后，沉吟不语。以后，他交来的定稿中却赫然加上这么一段话: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尽人皆知，谁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提倡“开卷有益”，胡乱读书。何况在《读书无禁区》一文中，作者早已说过:“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站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像粪便或鼻涕。”我们引此长段，在于说明最初一文已把话说在前头；大可不必草木皆兵、杞人忧天。就此问题，本刊曾发表过不同意见，今后我们对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仍然打算这么办。

在新近推出的《最后的晚餐》(沈昌文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做编辑、出版工作近五十年的作者有心回顾了他传奇的“《读书》生涯”和“美食生涯”，读来颇有趣味。

本文摘编自该书。

编辑与“好事”

退休赋闲，得读杂书。郑板桥的诗作，素所敬仰，偶然找到一本，便自吟哦起来。读未久，诗作倒还没怎么打动我，板桥先生无意中的一句闲话，却使我思索良久。

这是他写的诗序中的话:

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二三知己屡诟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后来亦未必能进姑以谀而背直惭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桥自题(原作无标点，仍之)。

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称那些要他把作品付梓的人为“好事者”一语。我做编辑、出版工作近五十年，一辈子忙的，都是“促人付梓”。可是，在多少年里，我却极少意识到自己本应是一个“好事者”。就我的本性和训练说，也许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怕事者”——“好事者”的反面。在改革开放之后，自己主要在《读书》编务工作任内，才略略有点“好事”，但却没意识到，“好事”之于编辑，原是一个优秀传统。熟谙古籍的人一定知道，除了郑板桥，称“促付梓”的人为“好事者”，不乏其人。

谈到《读书》，它是怎样使我从“怕事”到多少有点“好事”，有不少故事可说。《读书》创办人是陈翰伯、陈原两老，我在他们领导之下，勉勉强强，跟前跟后，好歹有点“好事”的样子。这方面的故事，时或想得到一两则、或可一供卖弄。

创办《读书》，我未躬逢其盛。因此，《读书》杂志创办人的第一件“好事”盛举——发表《读书无禁区》宏文，我并未与役。但是，待《读书》创办未及一年我去任职时，却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时才发现，一个杂志要有影响，非得有“好事”之心不可。七十年代末文化界的大事之一是无书可读，原因自然是“文革”之中“禁区”重重。原本应当“好事”的编辑，这时却大多噤若寒蝉。《读书无禁区》此说一出，真是振聋发聩。说实话，杂志创刊时我作为读者读到此文，也不禁吓了一跳。等到自己亲自参加刊物编务，同方方面面的人多些接触，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

再接下去一件有关的“好事”之举，却是我始终其事的了。陈翰伯同志听到关于《读书》的种种反响后，作为创办人，觉得有必要亲自为文说明立场。当一九八一年四月号出刊时，他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为了慎重起见，他在写出初稿前后，把我找去好几次。

我在“文革”前没同此老同事过。“文革”后期，在一个会上，正式听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宣布，陈翰伯其人“一贯右倾”，在“批林批孔”中“群众”对他的批斗纯属正当。“右倾”而又“一贯”，其罪可知。现在要在他领导下做事、为文，我心里想得很多。在这心情下，我读他的大作初稿。

陈老此文，一九八一年发表，十多年后，又刊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的《陈翰伯文集》。书前有《新闻出版报》和出版科学研究所署名的序言，说明其中的文章“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材料”。由此可见，这是一篇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宏文，值得认真看待。但在当时，我边读边想，十足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

《两周年告读者》起首开宗明义提示，《读书》有四个特点，第一就是:

不怕顶头逆风，不信邪门歪道，解放思想始终鲜明，不含糊，不吞吐，我们(指读者)正想说的话，被你们说出来了。

我读了这些，再想想“无禁区”一文我经历的前前后后，思想豁然开朗。我意识到，一个编辑、出版的新时代开始了。此前，包括我一九四九年在大学里学到的新闻学的知识，从这里开始，都有必要重新考虑了。

翰伯同志用十分自信的口气同我说今后要怎么办。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粗暴，发脾气(姑且不说打棍子)，不行；害软骨病、无原则迁就，不敢批评，也不行。

我记得很清楚，议到这里，我特别向他报告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发表后的反应。我说，反响太厉害，似乎有的反响来自很有影响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他听后，沉吟不语。以后，他交来的定稿中却赫然加上这么一段话: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尽人皆知，谁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提倡“开卷有益”，胡乱读书。何况在《读书无禁区》一文中，作者早已说过:“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站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像粪便或鼻涕。”我们引此长段，在于说明最初一文已把话说在前头；大可不必草木皆兵、杞人忧天。就此问题，本刊曾发表过不同意见，今后我们对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仍然打算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