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以通俗易懂的言语品解三国，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他将久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世俗化的语言转换，令帝王将相的历史成为老少咸宜式的对人生百味的体会，这对普及历史，开发民智，实是功莫大焉。 

　　不过，易教授这番为大众的品读历史，却也并非首创，早在民国时期，粱启超先生的弟子黎东方教授，就曾在重庆某剧院以卖门票的方式为普通百姓“细说三国”(如今此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一时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原本生活拮据的黎教授也因此一解燃眉之急，后来甚至还以门票收入私人包机出行。当然，为公众演讲政治历史甚至收费的“始作俑者”，按黎教授回忆，还并非是他本人。但首讲三国正史并大获成功的，则黎东方当推第一人。 

　　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品解历史，揣摩三国人物的性格及其是非功过，是民国和今天的两位名教授的共同特色。他们都善于根据可信的史料，剥开历史演义的迷障，层层深入地为观众、读者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黎东方教授的“细说三国”，以人物和事件为题，仅仅十余讲。但就是通过这十余讲，黎教授就将整部三国串联了起来。人们按他构建的骨干，可以对一部三国史有个初步但却整体、简略但却生动的理解。这实属不易，讲演在当时引起轰动，亦在情理之中。相对而言，易中天教授的讲演时间要充分得多，他的品读也更入微。他是以极为重要的一两个人物和一两个事件为题，单一个曹操就讲了十余讲，以曹操为纲，生发出对其他人物和事件的阐述，其中较多逻辑化、个人化的推理。而在讲述的通俗易懂，生动多彩上，易中天甚至比黎东方做得更成功，他那些帅哥、CEO、注水猪肉的借喻，不但生动，而且发噱，听来很是过瘾。不过，在深入浅出地阐述真实的历史这一点上，两人终是殊途同归，换句话说，他们品说的三国，一个更概括，另一个则更突出重点，而在品说的真实性、生动化方面，两人都是很成功的。 

　　虽然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两位教授在不同时代的品说三国毕竟在观念上还是有些差异的。最为有趣也最能说明些问题的，是两人对于曹操的态度。易中天在他的《品三国》中曾以一半篇幅重点讲解曹操，讲解他的性格、得失，突出的是曹操狡猾但却可爱的个性。而在黎东方细说的三国中，连辽东公孙氏这些等闲人物都单列一章予以讲解，曹操却居然享受不了这起码的礼遇，只是到了“曹家的事”一节一笔带过（当然他还在其他章节中连带谈了他的事迹）。对曹操，黎先生其实有明确的评价，即既佩服他的才能，又鄙视他的为人。曹操的文韬武略历来公认，但他的觊觎汉室之威权并滥杀忠良无辜，确是不光彩也应该受到谴责的，不然，古人也不会将他与王莽合称“操莽”。 

　　然而，黎东方与易中天之于曹操的认识差异，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个人化的，不如说是时代性的。确切点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在过去和今天恐怕就不太一样，黎东方和易中天对曹操评价的反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时代的差异。 

　　黎东方的观念更多地体现了当时的道德观，而易中天评说三国的道德色彩相对就要淡些，或者说他是改变了以往道德判断的角度。黎东方置身的时代，是抗战趋于白热化的时代。当年国内舆论界曾大力提倡岳武穆精神，以此激励军民士气，而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却还原了一些不利于岳飞和岳家军的真实，结果竟被告上法庭。确凿的史实尚且要被删述，黎东方对谋权篡位的曹氏父子进行道德上的鞭笞，自是合情合理。

　　易中天置身的时代和他的认知观念之间，同样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套用时髦的话，他的讲演，多少有些解构主义色彩。经过宗教迷狂式的文革，人们很容易对传统产生怀疑，正如时人为潘金莲翻案一样，易中天试图冲破传统的某些迷障，用平民化的观念来阐释历史，比如，他将名称皇叔的刘备比作“注水猪肉”，也设身处地揣摩过诸葛亮的“求职”心理……总之，他品三国，更多地体现了建国至文革后人们冲破和解放传统观念的色彩。事实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算得上是最早、最深刻、影响也最大的“解构”，比如他对水浒人物的评价，对秦始皇和曹操的看法……易中天的观念不能说没有受到过类似的影响。 

　　其实，要理解易中天的品三国，倒须看看他附在书后的《我的历史观》。我在电视上看过易教授讲其历史观的末尾一段，只听得他说历史研究应将历史的经验为今人所借鉴。当时心里颇有些奇怪，因为古来治史者莫不持此史观，资治通鉴嘛，这如何成了他个人的历史观了？后来看了全文，才明白他的这段话只是总论，具体的内容其实是前面讲明了的。这些内容，其实正是他品读三国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但观点鲜明，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界，也称得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