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负盛名，也许也是最不合时宜的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出版了以莎士比亚为西方文学核心的经典《西方正典》后，自觉其中对莎士比亚的分析过于单薄，又在四年后出版了逐个分析莎士比亚剧本的研究专著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莎士比亚：人类的发明》）。在这本书的前言Shakespeare's universalism（《莎士比亚的普遍主义》）里，布鲁姆延续了《西方正典》中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中居于不可动摇的至上地位，连《圣经》和《神曲》都无法相比。布鲁姆推崇莎士比亚乃是因为如今人们的阅读已经被各种时髦的政治正确、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搞得七荤八素，很难再静下心来阅读伟大的经典。重新唤回经典不能只依靠大学的精英教育，而且还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在布鲁姆看来，能够同时在精英和大众中赢得绝大多数读者的作家只有莎士比亚。换句话说，只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普适性，可以广泛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喝彩。莎士比亚在精英阶层的成功并不难解释，而老百姓也如此喜爱莎士比亚则在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有了答案。
　　
　　作为司汤达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最鲜明地体现了古典派与浪漫派之间的分歧与冲突。1822年七八月间，英国潘莱剧团在法国上演莎士比亚戏剧，遭到巴黎古典派的强烈攻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夸张、离奇与激情丝毫不符合古典主义的审美标准。司汤达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援莎士比亚，并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结集出版。两年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再次大肆攻击莎士比亚，司汤达再次挥毫作战，又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主题作文数篇。这两次论战文章合集出版，便组成为目前这本《拉辛与莎士比亚》。
　　
　　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可以说，歌德的谢世真正标志着古典精神世界的结束。法国浪漫派和德国浪漫派都不满于古典主义的呆板与教条，诺瓦利斯、席勒和海涅都把歌德作为自己要克服和打倒的偶像。他们借助于诗歌和戏剧，试图营造出完全脱离于现实的纯粹精神世界，高扬人的感情与意志。不过与正宗的浪漫派不同，司汤达所主张的浪漫主义是以人民为其载体的。
　　
　　在司汤达看来，拉辛与莎士比亚之争实际上体现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深刻对立。他对浪漫主义的定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与古典主义者的理解相反，司汤达认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些古典作家都曾经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浪漫主义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古典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已不足以表达时代的需求。司汤达之所以认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作家，首先是因为他表现了战争的流血灾难和人们的痛苦。“要做浪漫主义者，就必须勇敢，因为，这是必须冒险的。”
　　
　　司汤达以“笑”为例来说明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区别。莫里哀作为古典派大师，其喜剧作品引人捧腹，但司汤达却发现，在观众的欢笑的背后所隐藏的并不是纯粹的快乐，而是浓郁的道德说教。在莫里哀的每一次笑声里，都暗藏着讽刺和嘲弄。因此理解古典主义的幽默需要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智力水平。而阿里斯托芬作为雅典的浪漫主义作家，却没有为他的作品添加那么多道德意涵。他的喜剧里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嬉笑怒骂，既有俚俗下流的荤段子，也有一本正经的冷幽默，使观众得到了真正纯粹的欢乐。
　　
　　相比而言，古典主义无论在情感表达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技法上都无法与浪漫主义相比。古典主义戏剧要求遵循严格的“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人物在全剧发展过程中保持统一，司汤达则认为，古典三一律只适合表现较小的题材，而无法彻底展示“激情的发展过程”。拉辛对戏剧发展时间的规定是三十六小时，也就是说一部戏剧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必须在三十六小时内结束。而司汤达时代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一场政变和阴谋根本无法在拉辛的时间限制内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司汤达如此反对古典派，并非出于艺术上的同行偏见，而是基于他对时代状况的深刻考察。司汤达清楚地意识到，古典作品诚然高贵，但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民主是现代社会无法逃避的必然命运。不管贵族们喜欢还是厌恶，人类都将在一切领域内不断努力实现民主化。艺术也不例外。无论是古典主义的崇高，还是德国浪漫派的脱俗，其实都必然遭到失败，因为他们都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汤达所奋力坚持的是在一个民主时代维持艺术的生命，从而不被革命造反的洪流所吞噬。艺术必须关注现实，必须照顾人民的情感与需要，必须将艺术性和人民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否则难逃灭亡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