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事情用不着细细思量，那么，谜却能激发创造性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待我们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阐释。历史问题有时具有谜一般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例子。在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引出了如此之多的著述——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三百多年来，她没完没了地拨动作家的心弦，吸引学者的兴趣。她的形象至今仍然以一种莫名的力量揪住我们的心。
    有许多人致力于表现及解释玛丽·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但种种努力其结果表现出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人说她是杀人凶手，有人说她是女中英烈；有人说她是笨拙的阴谋家，有人说她是圣洁的无辜者，似乎未必有另一个女人会在众人的笔下表现出如此的不同。但是，说来奇怪，她的各副面貌所以如此大相径庭，并不是因为留传至今的材料贫乏，而是因为材料浩瀚得让人茫然失措。保存下来的文件、记录、证书、书信和笔记数以千计——可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三百多年了，一批又一批的审判官，洋溢着一浪又一浪的热情，宣判她有罪或无罪。但，我们研究史料愈是认真，就愈加发愁：各种历史证据居然根本不足为凭(艺术创造当然也是如此)。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显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有据。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颜料。传流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而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罚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
    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账，他只能从糊涂账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柢牾扦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最最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录刑讯及其他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