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痛感于文学价值判断上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昆德拉认为不应该将文学艺术限制在“民族的历史”中，而是应当置于“艺术的历史”中来考察和判断。他称前者为“小环境”，后者则是“超越于民族之上的”“大环境”。在昆德拉看来，艺术的承传、艺术史的延续性，事实上主要发生在大环境中。这也就是所谓世界文学的真义和真实，也是当初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由和背景。但是，在实际的文学价值判断活动中，(歌德的)“世界文学”却已经被“背叛”了。世界文学已经被肢解了。因此，昆德拉极力主张，“只有(世界文学)这一大环境可以凸现一部小说的美学价值”。从世界文学的大环境立场，昆德拉对“小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都进行了抨击，不管是出于保守还是傲慢，两者都无法发现新颖的文学价值之所在。在这种文学主张的背后，昆德拉不仅想冲破地方、区域或民族等等对于文学价值实现的束缚，而且，他也试图由此途径跨越或消解意识形态的概念政治鸿沟，——他忧虑于自己长期被视为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的经历。同样，将各种事实上不同的文化进行同一化或同质化的强行归类，也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忍受的。这无异于是取消或剥夺了某种本是特定文化的“世界文学”资格，世界文学本来是由差异性的承传和延续而形成的。至于对于作家个体，昆德拉说，“我就感到像是被流放了一样”。显然，他首先就是一个具备自觉的世界意识而且“个人孤立意识”顽强的作家。他恐惧、厌恶自己被归类、被固定和被概念化。

    那么，这样读着《帷幕》、读着昆德拉，我的当下关切和想像究竟又是什么呢？如果仅从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来看，汉族(中国)绝非昆德拉所谓的小民族，那么，汉语呢？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大民族”的文学呢？汉语和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及其多样化的经验和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汉语文学的“大环境”在哪里、又是怎样的呢？歌德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和昆德拉今天所说的“世界文学”，恐怕都并不能合乎世界文学的现实。说得更悲观一点，有着流亡者标记的昆德拉本人，在世界文学的现实中，也只能代表“过时了的政治”，这使他的超越民族或超越意识形态的努力，都只能化作泡影，付诸流水。而且，他的法语写作——从捷克语“流亡”到法语的写作，不会对他本人形成反讽吗？世界文学必然关乎国际政治，而任何政治主要都是当下性的。可是，许多文学者既恨恨于此，却又在痴迷着世界文学。我看，或许就连昆德拉也并没有真正想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