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命名和乏力的解释

    十三年来，每至秋凉时节，到过法兰克福书展，我就会赶往法国,去和昆德拉夫妇见面。仿佛已成仪式，或者节日，——日期不定，但从不缺失。夏天一过，他们和我一样，开始期待重逢的日子。但去年的会面，却非同以往，是唯一一次以不安开始，却又以惊喜告别的聚会。

    就在我取道维也纳飞赴巴黎之前，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见面时间究竟怎样安排。昆德拉年近八五，夫人维拉也逾古稀，一年中大多住在滨海别墅，待到暑热彻底消退，才会搬回巴黎。二人年高体弱，三天两头就要去跑门诊，日常生活多受困扰。但到了十月十六日的傍晚，在急不可耐中，准信终于悄然而至：第二天正午，先到家中小坐，稍后去街口斜对面的露特西亚大饭店午餐。那个位于拉斯帕伊大道十字路口的餐厅，我们去了已经不止一次，而且以前也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玛丽-何塞·塔拉米尼夫妇等老朋友来到巴黎，和他们一起餐叙的地方。

    说来也是蹊跷，预想中的午餐，竟然差点儿落了空。当天中午，还没走到餐厅门口，就远远望见一群人，闹嚷嚷地围在一起，举着旗帜，手拉横幅，又是呐喊，又是打鼓，旁边站了两三个警察，好像是看热闹，而不是执行公务。维拉赶到近前一问，方知酒店东家易人，决定裁撤冗员，惹得雇员群起罢工抗议。没有办法，只好折身返回，再去挨着他们寓所的Le Recamier餐厅,试试运气如何。幸亏是老主顾，两三分钟之后，挤挤挨挨的食客中间，旋风式地迅即收拾出一张台子，然后就是接续而至的红酒，牡蛎，海鲈鱼，舒芙蕾，还有文学、出版和其他琐碎的家常话题……最后的小杯浓咖啡送来时，维拉忽然拉住我的手，一脸正色地说：你知道吗，米兰新写了小说，两个星期后，就要在意大利出版。

    新的小说，先出意大利版？我有点不敢相信，意外的惊喜就这样不期而至。《无知》来后的十年，只知道他在编订文集，偶尔也写点随笔札记，但从没听他提起，还会再写小说。如同四年前的《相遇》，他用法文写的书，大多先在法国出版，之后才授权其他国家。他早年的重要作品，也都从捷文译成法文，交由伽里马印行。翻译出版他的图书，必须以法文版为底本，是他铁定不移的规矩，这在圈中尽人皆知。此次缘何破例，令人无以想象。

    一如以往，无论旁人怎么说，昆德拉对自己的小说都不置可否，——作品完成，要说的话，也就全部讲完，至于他人能读出什么，就与作者无关了。“小说自有命运”，是他不变的信念。他新作的第一读者，自然是维拉，而她愿意尽其所知，畅所欲言。可又能巴望她谈出什么来呢？虽然我和昆德拉的谈话，常常少不了她的英文协助。但以其表达能力，把小说名字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的意思讲明白，却是比登天还难。她比划着说得费劲，解释来解释去，间或还拿笔写下几个单词，可我听了仍如一头雾水，只能大概分辨出来，书名译成英文，是The Feast of Insignificance,或者The Celebration of Insignificance。而她写出的意大利文译名La festa dell'insignificanza，倒提醒我记起了他的译者马西莫·里赞泰，特伦托大学的诗人、教授和评论家。昆德拉的文论集《帷幕》和《相遇》的意文本，都出自他这位当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学生的手笔。

    实在而言，如果只是死抠字眼，不管说“无意义的庆祝”、“无意义的盛宴”，还是“庆祝无意义”，似乎都不能完整表明小说的多重涵义。说来也是，一部从立意、用笔到结构都独出机杼的小说，单拿一个书名说事，又能做出何等文章？正仿佛从文中找到一句“无意义，……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就如获至宝，奉之为小说的精髓，无疑是唐突而乏力的；以作品名字来说三道四，理所当然得不到作者的认可，——任何企图一劳永逸的评论，都有悖于昆德拉的小说理想。在他的视野里，或者在他推崇的塞万提斯眼里，“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小说家要用力的地方，是对现实存在“暧昧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