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故事无言的苦涩

    从巴黎回国不到两周，昆德拉的小说原稿，也就接踵而至。为了寻找合适的译者，编辑部左右衡量，花费了不少心思，最后觉得，不二人选，还是翻译家马振骋先生。邀请八十高龄的马先生再次出马，不仅因为他译得又好又快，也因为昆德拉的《慢》，就是他翻译的。作者和译者是同龄人，在文学艺术上面，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这部新小说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结构方面，都带着鲜明滑稽模仿色彩的《慢》，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事的基本元素，来自从真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失业的喜剧编剧和演员、生活重心失落的退休者，轻浮而夸夸其谈的好色之徒），以及日常的琐事和景象（女装时尚变化引起的色情幻想，对远去而淡漠的母爱的留恋，寡淡无味的庸常劳作和“有意义”事业追求的冲突，以及对特定时期政治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随着情节推进，历史同现实相互交织，炫目的幻景若隐若现，以一种欢快、轻松而幽默的节奏，在刻意营造的戏剧氛围里，循序渐进，直至结局的大团圆。在简捷的叙事当中，作者故伎重演，借用意识流或者心理独白的手段，一再回到他惯常辨析的概念，间以引出新的质疑：生命、存在；遗忘，玩笑；个人，集体；意志，强权；现实，身份，意义；……如果对昆德拉足够熟悉，又能看出哪一个概念，不曾在他以往的笔端出现？概念是僵硬而且死板的，但因它们而出的故事，到了昆德拉的笔下，却永远是那么活泼，那么耐人寻味。

    刚过春节，马先生译稿来了，争议、疑问，甚至不满，紧跟着也结伴而至：作品是不是过于短小了（连两百页都不到）？不少情节，换了别的作者，分明可以连篇累牍，铺陈出好几个篇章，——素材会不会太浪费了？为什么书中一些议论，比如对生命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分析，看上去是那么抽象；故事本身已足够引人思索，为何还要再列举那么多的问题（“……这样落下是什么朕兆呢？预示一个乌托邦的崩溃，此后再也没有其他的乌托邦？一个时代留不下一点痕迹？书籍与图画被抛向空中？欧洲再也不成为欧洲，还是今后再也没有人笑的笑话？”），而且什么答案也没有，甚至连答疑的线索也不提供。兴许可以来个标签，说它是一部问题之书，一个只问不答的小说，——作者只负责提问，其余的事情，就交给读者了。

    不妨假设一下，面对质疑，昆德拉将作何反应。或许，他会微微一笑，抽出一册他的《小说的艺术》，翻到那篇“关于小说结构的对话”，从中找出他万变不离其宗的挡箭牌或辩护词：“（要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简约的艺术在我眼中就成了一种必需。它要求：始终直入事物的心脏。……小说也是充斥了‘技巧’，有一大套的成规取代了作者在那里起作用：展现一个人物，描写一个领域，在一个历史环境中引入情节，用一些毫无意义的片段去填补人物生活中的时间；而每一个布景的转换都必须有新的展示、描绘、解释。我的命令也是‘雅那切克式’的：是小说摆脱技巧带来的机械性的一面，摆脱小说的长篇废话，让它更浓缩。”

    毫无疑问，并非不能写长篇大论的小说，而是对没有叙事节制和缺乏结构平衡技巧的作品，昆德拉秉持决绝的否定态度。及至《庆祝无意义》问世，一个新的典范脱颖而出：清清爽爽的四个普通人（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一个历史掌故（斯大林对部属的肆意耍弄）和三条此起彼伏的叙事线索（阿兰和母亲的情感纠葛；夏尔和凯列班以平常生活为虚拟舞台的假戏真做；拉蒙退休后的无聊遭际和波折）。小人物的忙碌和休闲，欢乐和忧惧，无可奈何的挣扎，还有滑稽而荒唐的结局，仿佛是在用一丝又一丝淡淡的愁绪，牵扯出无尽的苦涩，——“他们不放弃。他们要演戏。他们为生存而奋斗”。他们的哀愁，掩藏在带泪的笑声中。

    孤立来看，每个故事都简洁无比。但经过用心设计，几个故事却又组成一幅画面华丽的微型长卷，好似一座曲折复杂的迷宫，又像一个变化层叠的万花筒：一旦脚步跨出，或者观察角度改换，扑面而来的景色，转瞬就会超出想象。昆德拉制造出来的离奇效果，完全容不得阅读者的仓促、鲁莽，和心不在焉。这是一部要求用心来读，甚至需要随手记下思索所得的小说。要走出昆德拉的叙事迷宫，一点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省心和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