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得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我在追事，他们在追我，为的是不让我做事。——这场赛跑具有永恒的价值。

    警惕小人

    自从我在《历史的暗角》里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分析了小人，坊间陆续出版了多部剖析小人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把我对小人的论述印在扉页上。

    看来，我真是与小人摆开阵势了。

    阵势前的战事，月月未断。

    对方擂响一轮轮战鼓，踏起一阵阵尘土，制造出战争激烈的假象，还不断向外通报，我已一次次出场，与他们一次次打斗，他们赢了几个回合……

    而我，一直悠闲地行走在远方。偶然，在异国街头，能买到香港的几家大报，看看“我”与他们打斗的报道。

    知道内情的朋友问我何以在喧嚣滔滔间有此定力，我笑道:“我既然首次论述了千年小人，当然要引出几批当代同类给大家看看。历来小人很少中计，这次他们遇上对手了。”

    我写那篇论述小人的文章非常郁闷，却让我这几年的行为作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只要不怕纠缠，不怕投污，不怕喧闹，小人有可能被战胜。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战胜小人以后，自己很可能也变成了一个小人。我以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结果可以避免。

    更重要的结论是:不与小人交手，很难成为真君子。

    这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很难成为大丈夫。

    我与小人交手了，而且反复交手。他们的队伍不小。

    此刻我搓搓手，感觉很好。

    慎为文人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反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