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二战”结束后全球性国际秩序成型之前,人类世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存在一个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区域性国际秩序,大致与世界主要文明地域范围重合。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面向作为“守成秩序”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作为“崛起秩序”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发起全方位挑战和撞击并最终将其裹挟和吞噬?
本书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发展与东西方国际秩序的维系演进息息相关。围绕18世纪
急转直下的两场东西方之间“礼仪之争”,本书研究了近代东西方外交的具体语境,发现近代东西方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碰撞源于异军突起的欧洲内部“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斗争不断向非西方世界外溢,同时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英国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威,集王权、商权、教权力量于一身,“三权合力”式地悍然挑起鸦片战争,代表新兴西欧国际秩序向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发动了致命一击。
如果说近代西方世界崇尚竞争,并且不惜以冲突为代价,结果促成了损人利己的合作;那么近代东方世界则是尽力回避竞争,总是试图寻找冲突背后的转圜余地,最终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而被迫加入不公平正义的合作之中。
本书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拥有3000多年礼仪发展史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应在坚持维护当代国际法的正义性和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中国之礼的现代内涵和世界意义,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去引领构建全球之礼,为解决全人类普遍困扰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