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与德国近现代史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史家所关心的话题。德国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国度。一方面，德国是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林、普朗克等众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故乡，这些伟人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德国又将永远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大屠杀连在一起。对于史家们来说，这个充满矛盾的综合体永远充满挑战。迄今为止，相互对立的解释还是随处可见。加上意识形态、种族因素的影响，使得问题复杂化。有把德国问题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有用历史或文化决定论看待问题，把德国的反犹主义一直追溯到了马丁·路德的；对于纳粹时期德国普通民众是否有罪的问题，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大相径庭。对于前几年在西方炒得沸沸扬扬的“戈尔德哈根论题”(Goldjagen thesis)，本书作者就充满了不屑。作为一个被纳粹德国驱逐的犹太人，一个失去了“家园”及归属感的人，斯特恩教授并没有沉浸在诉诸感性的对纳粹罪行的控诉中；恰恰相反，字里行问流露出的是作者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一个曾经那么灿烂、那么辉煌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从此不再出现，这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呢?这种惋惜之情超出了纯粹来自种族方面的感情。对于德国文化未来的命运、德国与邻国关系，作者充满了忧虑。作者更多的是以一位史学家的身份来写作的。与大多数史学家一样，作者并没有多少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与大多数史学家不一样，作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问和精力来了解一些德国科学家的“人文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看成是打破“两种文化”坚冰的自觉的实践者。
    一般而言，本书对于那些对国家兴衰感兴趣的读者，都会大有帮助。具体说来，本书是任何对欧洲史，尤其是对德国史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之物。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前苏联和前东德的某些分析，带有明显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译者不敢苟同。相信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我国读者自能加以鉴别。
    本书的初译稿由我的学生完成。文亚译第一、二、三、四章大部分内容，徐国强译第五、六、九章，李斌译第七、八章。徐国强校对了第二章的初稿，崔家岭校对了第三章的前部分初稿。我对上述初译稿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重译了其中的大部分章节，还翻译了致谢、作者附识、中文版前言、导言、注释、脚注以及初稿中漏译部分。整个过程断断续续费时近两年。从去年9月到年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查找文献及修改译稿。
    我们的翻译得到过许多友人的帮助。德国科学史研究专家、美国纽约联合学院的马克·瓦克尔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尼德博士、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所的霍夫曼教授以及来我所担当竺可桢讲席的纽约城市大学的道本周教授，他们或热心解答我的提问，或积极帮我查找有关资料，在此深表谢意。本书作者斯特恩教授尽管身兼数职，正在同时进行好几个大型研究项目，且已年近八旬，但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无不以最快的速度回答。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作者改变初衷，在百忙之中为中文版写了序。孙永平帮我翻译了几处拉丁名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侯慧菊、章静在多方面给予协助，尤其是为了改善翻译质量，容忍我一拖再拖，一改再改，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书涉及广泛，尽管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但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