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本书的名字。英文名为Einstein's German World，直译成中文为《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本书并不只是讲爱因斯坦所处的德国世界，还涉及许多其他与德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内容。不过与爱因斯坦有关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用爱因斯坦来做标题也算勉强。
    现在的中译本取名《爱因斯坦恩怨史》。爱因斯坦有过个人恩怨吗?诚然，由于与物理老师韦伯关系不好，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未能留校。这件事对爱因斯坦影响甚大，但离恩怨却相距甚远。盖恩怨史涉及恩怨双方至少两次以上或恩或怨的“往来”。在爱因斯坦的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双向过程。年轻时的心直口快和直言不讳或许无意中得罪过一些人，但构不成爱因斯坦的“恩怨”。对他来说，最大的“个人恩怨”或许是与大学同学、科学恋人、第一位妻子米列娃之问的。但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意义上，谁又没有一部恩怨史? 
    从集体层面上看，爱因斯坦与德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否能用“恩怨”来概括，也是值得探讨的。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无疑受到了德国文化的熏陶。歌德、康德、叔本华等人都对他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一战结束后，作为一位知名的犹太人与天生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在德国成为反犹主义者嫉恨的对象，他受到过公开的攻击甚至死亡的威胁。希特勒上台后，他被迫离开德国。在纳粹德国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后，他曾说过自己再也不会原谅德国人。尽管二战后德国新政府的去纳粹化工作也算成功，爱因斯坦还是保持着与德国的距离。在他看来，除了极少数人(如劳厄)外，德国知识分于中能真正反省的人实在太少了，这或许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哀。但即使是像劳厄这样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老朋友，也很难设身处地地去体验被迫害者和被驱逐者的处境。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拒绝重新加入德国的任何学术组织，劳厄因此抱怨爱因斯坦“记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拒绝态度有所缓解。1950年，爱因斯坦回应柏林一所文理中学学生的请求，同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中学。这或许是一种象征：鼓励年轻一代高于一切。
    所谓“恩怨”主要是从“仅仅是个人的”层面来谈的。无论是个人恩怨，还是集体恩怨，表面上与爱因斯坦似乎都关系不大。科学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献身对象，他的“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他们构不成爱因斯坦的敌人。
    必须指出的是，出版社为本书所起的副标题“德国科学的兴衰”倒有画龙点睛之妙。事实上，作者在这里更多地谈论的是整个德国的兴衰，当然也包括了德国科学的兴衰。
    无论从哪方面讲，1900年前后的德国，都是一个欧洲强国。法国社会学家阿龙(Raymond Aron)曾说过，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相信"20世纪有可能会是德国人的世纪”，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期许。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斯特恩的这本论文集试图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把1871～1914年称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天才时代”，与以歌德、席勒为首的“第一个天才时代”相呼应。在第二个天才时代中，得益于两者——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以及始终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之间的张力，许多德国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斯特恩在这本书中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种种充满矛盾的情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与文化极其恐怖的衰落和二战后的迅速恢复，以及两德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国内外矛盾。他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起来，别出心裁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与德国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一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如拉特瑙、魏茨曼)曲折的人生道路。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本书第三章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作者采取比较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与哈伯这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天才在急剧变化的德国世界中的命运。作者对备受争议的哈伯尤其充满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