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１９１４年９月，从小就把孙中山看作民族英雄、学习榜样的宋庆龄替代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宋庆龄、孙中山在共同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高于通常的爱情，并决定结合在一起。但这门婚事遭到了全家和亲友的反对，仅有宋美龄和宋子文成为宋庆龄婚姻的支持者。因而，宋庆龄也愿意对他们吐露心声，她在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写到：“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宋庆龄于１９１５年６月回国征求父母的意见，却遭父母“软禁”。她在出逃前又给宋美龄去过一封密信，表达了自己要去日本与孙中山结合的决心，“你接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宋庆龄把自己即将采取的重大而又绝密的行动只写信告诉宋美龄，可见两姐妹关系的确非同寻常。
    宋美龄在离美之前曾与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订婚，最终未果。回国后，她在宋庆龄家认识了蒋介石。蒋对宋美龄十分有好感，央求孙中山向宋庆龄说亲，希望得到宋庆龄的支持。但宋庆龄对蒋介石私生活的放荡非常厌恶，表示宁可宋美龄死掉，也不愿宋美龄嫁给他。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之流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愤然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宋美龄难以抗拒“第一夫人”权势的诱惑，此时已决定与蒋介石成婚。为劝说二姐改变立场，支持她和蒋介石，她特地从上海赶到武汉，“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但事实上，她并未如愿，在武汉没呆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
    为了抗议蒋、汪之流的反革命行径，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并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宋庆龄赴莫斯科访问。其后，她又流亡欧洲。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宋庆龄在海外得知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十分气愤。她辛辣地指出，这一结合双方都是出自投机。蒋介石为能顺利成婚，曾表示愿为此成为一个基督徒，宋庆龄对此评论道：“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就不是。”
    两姐妹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分歧，但还是保持着私人间亲密的来往。据兰德尔·古尔德回忆，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从宋庆龄家寓所的楼梯上一起下来，边跑边说，像三个女学生。
（三）    两姐妹的长期政治分歧，终于在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中找到了一度弥合的契机。宋美龄得知事变消息后，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回南京。据说，蒋被扣不久，宋美龄就请宋子文找宋庆龄，恳求二姐设法请一位有地位的共产党人到南京去。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宋庆龄的通知后去南京与宋美龄会面。为了和平解决事变，宋美龄与宋子文一起赴西安参加谈判，答应分批释放中共方面一切政治犯，并明确提出如何操作进行将要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从个人感情上讲，宋庆龄对蒋非常厌恶，但从民族利益上考虑，她依然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深念手足之情的宋庆龄还前去安慰宋美龄，宋美龄深为感动。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得知国共第二次携手的消息，宋庆龄“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宋庆龄与宋美龄抛开了过去政治信念上的分歧，全力以赴为抗战而共同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宋美龄于８月１日在南京主持创立了以她为首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并致电各地，要求从速组织分会，与总会取得联系，以便全力救国。宋庆龄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征求其他妇女领袖的同意，立刻将她们原先组织的上海市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既避免了妇女组织的分裂，又不放弃原则，坚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在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妇女救亡团体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慰劳工作。
    由于战灾儿童日益增多，１９３８年３月，由宋美龄、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等主持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宋美龄在开幕词中明确保育会的宗旨是“将战区儿童移送后方，予以保养教育”。宋庆龄也为战灾儿童的命运牵肠挂肚，她不仅参与了宋美龄主持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而且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在香港亲自发起救济战灾儿童的运动。在２８日的开幕式上，她向世界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１９３８年８月，“中国工业协会合作社”总会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任名誉理事。它的成功建立得益于宋氏三姐妹，尤其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帮助。１９３７年底，宋庆龄的挚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开展生产自救的工业合作化运动（以下简称“工合”）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宋庆龄的赞赏，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她还通过宋子文出面协调，让宋霭龄、宋美龄说服掌握财政大权的孔祥熙支持“工合”。起先态度并不积极的孔改变了态度，同意由财政部拨款，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