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退出“保盟”后，他与宋庆龄不再有公开的政治合作。但是，两人之间的姐弟情谊仍然存在，宋子文对宋庆龄一直是尊重的，并予以关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不得不从香港移居重庆，她在重庆的住所两路口新村３号，就是宋子文安排的，她的交通车辆也是宋子文提供的。宋子文还关照军统头目戴笠，不得伤害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与宋子文见面的次数也较多。她关注着宋子文的政治作为，对他的某些主张和措施（宋子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如谋求改善中苏关系，还持赞赏态度。１９４３年１月，中国分别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新约，宋子文为这两个条约的签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１月２３日，宋子文在重庆举行盛大的庆祝茶会，宋庆龄也曾赴会以示庆贺。对于１９４３年底至１９４４年初的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冲突，宋庆龄曾向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明确表示，她是站在宋子文一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决定把原来在上海莫利哀路（今香山路）的住宅捐作孙中山先生纪念馆。宋子文对安排宋庆龄在上海的新住处非常关心。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２日，宋子文写信给宋庆龄：“亲爱的姐姐：收到你本月１０日的电报。很高兴得知你对房子很满意。政府想给你一处永久的住所，因为你决定将你在莫利哀路２９号的房子作为孙博士的纪念馆。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请告诉我。我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有直接联系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无线电台。爱你的子文。”可见，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仍保持着姐弟间的情谊。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覆亡前夕，宋子文先是前往法国，后赴美国当寓公。此后，宋庆龄与宋子文再也未曾相见过。
    １９７１年宋子文死于美国旧金山后，台湾媒体曾报道说，宋庆龄和宋美龄都将去美国参加葬礼，但事实上均未成行。不过，宋庆龄一直设法打听宋子文的遗孀张乐怡和三个女儿的情况。当她得知张乐怡患了难以治愈的帕金森氏症之后，一直牵挂着此事。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后，治丧委员会曾向宋美龄、张乐怡、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宋霭龄的子女发出参加葬礼的邀请。当时宋子文的长女曼颐曾从美国拍来唁电。
姐妹情深同胞殊途--宋庆龄与宋美龄王伟    宋庆龄和妹妹宋美龄。在宋氏家族中，宋庆龄与宋美龄两姐妹最为引人注目。她们一位是孙中山夫人，身为“国母”，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一位是蒋介石夫人，曾经名扬四海的国民党政府“第一夫人”。两人的姐妹情谊十分深厚，但由于政治信仰的不同，爱国的姐姐和爱权的妹妹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也导致了骨肉亲情的隔阂和分离。随着蒋介石政权退出中国大陆，姐妹俩天各一方，手足难聚。
（一）    宋庆龄和宋美龄在青少年时代共同求学，姐妹情谊极为深厚。虽然两人的性格迥异：宋庆龄沉静谦和，温文尔雅；宋美龄活泼任性，颇有男孩气；但姐妹之间彼此关心友爱，和睦相处。１９００年，７岁的宋庆龄进入上海中西女塾学习。几年后，宋美龄也吵着要和姐姐们一起上学。于是，三姐妹便一起住在学校的同一间寝室里，相互体贴照顾。由于１９０４年宋霭龄赴美留学，因此，宋庆龄与宋美龄便成了一对分不开的生活伙伴。１９０７年，在宋美龄的坚持下，父亲宋耀如改变初衷，让她与宋庆龄一起赴美求学。在美期间，宋庆龄给人的印象庄重、沉思。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十分突出地表现出她的爱国思想。她在最初的一篇题为《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的作文中写到，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回国后“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直接抒发了自己为改造和建设祖国而学习的胸怀。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她把这描述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而此时的宋美龄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女孩，对于国内的革命形势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充分享受她那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在美国，宋庆龄“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宋美龄则不然，由于她到美国时年仅１０岁，接受的几乎是全盘美式教育，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打上深刻的美国烙印，成了一名美国化的中国人。她曾对大学同学说，“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
    虽然两姐妹在思想观念、民族情感上已出现微妙的差别，但在日常生活中，她们依然是亲密伙伴、知心朋友。宋霭龄毕业回国后，宋庆龄负责照看妹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起了代父母监护的职责。１９０９年秋，宋庆龄到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宋美龄年幼不能随行，宋庆龄便把她安排到宋霭龄同学的母亲家里。在那里，宋美龄度过了美好的９个月，以致多年后，她回忆起这段生活，仍感到十分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