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发行救国公债５亿元，由宋子文担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会长。宋庆龄积极支持这一工作，担任了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常务委员。宋庆龄除了本人认购救国公债外，还通过她担任理事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发动全市广大妇女踊跃认购。宋子文本人在该项公债发行之初，便认购了５万元；以他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认购了１０００万元，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同人认购１４万元，中国银行参股控制的其他机构也都分别认购了较大数额的救国公债。从１９３７年９月１日到１０月１日，救国公债认购额便达２．４亿余元。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和宋子文都公开发表了不少力主对日抵抗的言论。尤其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和２２日，姐弟俩先后通过上海的美商广播公司用英语发表了广播演讲，而且内容颇多相同之处，例如：揭露和谴责“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的罪行；指出日本侵华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的威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制裁日本侵略者、积极援助中国；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对日作战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坚信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获胜。当时，宋庆龄、宋子文的演讲词在国内主要中外文报刊上登载，对鼓舞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失守后，宋庆龄与宋子文先后移居香港。次年，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任主席，并请宋子文出任会长。“保盟”成立后，宋子文曾在办公处所和活动经费等方面给予帮助。“保盟”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香港西摩道２１号，便是宋子文提供的。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除了直接向八路军代转海外侨胞捐款外，还多次支持“保盟”的义演、募捐等活动，并受“保盟”委托向八路军汇款。宋庆龄和宋子文还多次联名发表重要文件，如：１９３８年６月的《保卫中国同盟宣言》、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５日的《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在这些文件上，宋氏姐弟分别以“保盟”主席和会长的身份署名。这些文件表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宋子文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站在民主、团结、抗战的进步立场上。
    遗憾的是，宋氏姐弟的政治合作后来又出现分歧。１９４１年初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直接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连续载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并刊登了一些美国知名人士致蒋介石的电文。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虽然并不赞成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径，但又反对“保盟”的鲜明立场，即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致电“保盟”中央委员会，宣布退出：“我之所以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会长的职务，是因为它的工作是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支援中国的战争和帮助受日本人蹂躏的平民。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它未征得我的同意，在所出版的刊物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因此我必须脱离它。请你们把这个电报全文予以发表。”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华盛顿的办事处也播发了宋子文的电文。
    收到宋子文突如其来的这份电报，宋庆龄在震惊之余，立即于６月１日发表声明，在对宋子文退出“保盟”表示遗憾之后，明确指出：“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我们在”保盟“《通讯》中公布了一些事实，发表了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必须让海外朋友知道这些事实和观点。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宋庆龄最后在声明中谈到：“我们确实为宋博士担任会长达三年之久而感到高兴，也为他现在离开我们而感到遗憾。”宋庆龄还主持起草了《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的长文，光明磊落地阐明了“保盟”的原则、立场和观点。
    宋庆龄与宋子文在政治上的再次分道扬镳，决不是偶然的。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对国共之间应否实行真正平等的合作、中共方面是否有权利获得外国援华物资、史迪威事件等，看法并不一致。到４０年代后期，宋子文把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个人利益完全与蒋介石政权缚在一起，宋庆龄则坚定地站在以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力量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可以肯定，即使不发生《新闻通讯》之争执，宋庆龄与宋子文的政治决裂也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