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营垒中，宋子文较早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正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当局应调整其内外政策，把实现国内政治团结与统一，作为抵御日本侵略的重大方针。宋庆龄赞赏和支持宋子文的这些观点。她完全理解到，就宋子文所处的地位而言，他的上述观点已属难能可贵。
    从１９３５年起，随着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宋庆龄与宋子文一起为停止内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３５年底，宋子文曾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董健吾（中共地下党员）赴陕北，向中共方面转达了国民党当局欲与中共接触的信息。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会见了董健吾，并托董把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转告宋子文与南京当局。此后，毛泽东于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４日致函宋子文，内称：“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同年９月１８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促成国民党当局“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还特别托请她对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予以指导，并希望她能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中枢一些有重要影响、又力主抗日的人士会谈，其中就有宋子文。可见，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都已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和联系，中共方面对宋氏姐弟在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影响和作用，抱有很大的希望。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宋庆龄和宋子文确实为停止内战，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宋庆龄和宋子文都在上海。据潘汉年回忆，当时他曾把中共方面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托宋庆龄转告宋子文。而宋美龄在得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也立即请宋子文找宋庆龄商量解决的办法。
    宋庆龄经过深思熟虑后，曾在非公开的场合谈了她对解决西安事变的看法：一、反对由此而发生内战；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三、以蒋介石作出停止内战、准备抗战为前提，释放蒋介石；四、反对任何有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与行动。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的上述主张必然为宋子文所知晓。就宋子文而言，也是较早就表示过应积极探寻解决事变的途径，并公开表示，由于他与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着不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他愿意“赴西安一行”。可以认为，宋子文当时已考虑到用和平的方法来尽快解决事变。
    此后，宋子文即赶赴南京，与宋美龄一起顶住了何应钦等“讨伐派”的压力，于１２月１９日飞赴西安。在了解西安方面的基本情况后，宋子文即返回南京，２２日又与宋美龄飞抵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有关释放一切政治犯的问题，他表示回去后将“与孙夫人商办法”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可见，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常就国内时局交换意见，宋庆龄颇得宋子文敬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宋氏姐弟都作出了贡献。
    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宋庆龄和宋子文一起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宋庆龄领衔和冯玉祥、何香凝等共１４人联名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联共抗日。
    宋子文虽然没有在宋庆龄领衔的提案上签字，但对宋庆龄的主张却是赞同的。在尔后的国共谈判中，他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３月下旬，周恩来在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前，曾在上海与宋子文会晤过，向他陈述了中共对于国共谈判的各项条件。同年６月８日至１５日，宋子文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谈，并在蒋、周之间往返磋商，力图弥合分歧，早日达成合作。７月上旬，周恩来曾在上海征求宋庆龄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于７月１３日同宋子文商谈了有关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等问题。然后，周恩来才在庐山与蒋介石开始了新的一轮会谈，并且曾代表中共方面向蒋提出，宋子文拟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之一（另两名人选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和于右任）。可见，当时中共方面十分重视宋庆龄、宋子文在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上所起的作用。到后来，连蒋介石都认为宋子文在某些问题上“感情用事”、倾向中共，终于未让宋子文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几年里，宋庆龄与宋子文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目标下，进行了密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