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庆龄的政治抉择相反，宋子文则在宁汉之间奔走斡旋，试图弥合蒋汪分歧，最后完全投入了蒋介石的营垒，先后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替蒋介石筹集到了大笔经费，以满足南京政权的军政开支所需。
    这里，还应提一下宋氏姐弟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姻的不同态度。宋庆龄是看着妹妹出生和长大的。１９０７年，她带着才１０岁的美龄一起赴美国，直到１９１３年宋庆龄学成先行回国，姐妹俩一直生活、学习在一起。宋庆龄是很爱自己的妹妹的。在蒋介石最初追求宋美龄时，宋庆龄便因蒋“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放荡”而坚决反对，表示她“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蒋介石为了达到目的，曾声称愿为此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宋庆龄得知后，曾评论说：“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就不是。”当宋庆龄在莫斯科知道“她的妹妹美龄成了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妻子”时，她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伤害是极大的。她曾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她认为这个婚姻双方都是“出自机会主义，没有爱情”。可见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坚决反对的。
    宋子文原先也并不赞成妹妹嫁给蒋介石。但是到了１９２７年夏秋之际，随着他同蒋介石之间“政治芥蒂”的消泯，特别是宋美龄和宋母同意蒋的求婚后，宋子文也就顺水推舟，不但不再反对，而且为筹办这门婚事出了大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日，宋子文以女方主婚人的身份，出席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礼。通过这次婚姻，宋子文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大为密切了。
（三）    从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宋庆龄大部分时间旅居欧洲。期间，她曾于１９２９年５月回国参加孙中山灵柩的奉安大典，与宋子文有所接触。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８日，宋子文在安徽蚌埠车站迎候自北平南下的孙中山灵车的到来，这也是近两年来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宋子文陪宋庆龄一起随火车抵达浦口，护送灵柩乘军舰过江，然后步行护送灵柩至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后的几天里，宋子文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公祭仪式，也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家族祭典活动。６月１日，宋庆龄和宋子文都参加了护送孙中山灵柩至南京中山陵，直至安葬完毕。奉安典礼结束后，宋庆龄再度出国。
    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３日，宋母在青岛逝世，宋子文次日即自上海乘轮船运棺木赴青岛装殓。当时宋庆龄尚在国外，宋子文遂领衔与子良、子安、霭龄、庆龄、美龄并率宋子文三个女儿的名义，在上海报端登载《宋母倪太夫人讣告》。７月２６日，宋子文先在青岛主持了宋太夫人的入柩仪式，２７日乘轮船扶柩回上海，并与子良联名致电时在德国的宋庆龄：“我们今日正把母亲的灵柩运往上海，望速归。子文、子良。”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３日，宋庆龄自德国返回上海。在宋太夫人灵柩下葬前的几天里，宋庆龄与宋子文等轮流守灵，一起接待络绎不绝的前来吊唁者。８月１８日灵柩出葬的那天，宋庆龄与宋子文、霭龄、美龄、子良、子安一起护送母亲灵柩，步行前往墓地。在万国公墓礼堂，宋家姐妹昆仲６人举行了最后的祭礼，宋子文悲痛地说：“我们没有妈妈了!”这也是宋庆龄与姐弟们的共同心声。８月２０日，由宋子文领衔，与子良、子安、霭龄、庆龄、美龄，在报端联名发表《敬谢来宾》告示。因母亲的去世，宋庆龄与宋子文和其他亲人得以再度团聚。作为宋家的长子，宋子文在料理母亲后事方面所费的精力和时间最多，这是宋庆龄等人所共认的，姐弟间的情谊有进一步的加深。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迫近，宋庆龄决定留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宋子文则是南京政府中坚定的对日强硬派，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宋庆龄与宋子文之间的政治分歧。姐弟俩求同存异，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共同奋斗。
    在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曾与何香凝等亲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此外，她还向报界热烈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气概，主张积极抵抗到底。
    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主张对日军侵犯上海持强硬立场。他公开发表谈话，提出应该“以举国一致之力量，对外来侵略，作最后之抵御。”宋子文将财政部辖下的税警团调往上海前线。他还与上海金融、实业界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款。宋子文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指责日军的侵华暴行，赞扬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英勇气概，并强调了武力抵抗的必要性。显然，宋子文与宋庆龄在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态度上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中日矛盾的激化，使宋子文在对待国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也有所变化。在非公开的一些谈话中，他表示不应以军事力量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甚至声称：“中国宁肯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如果那会使中国统一的话--而不愿向外国军事统治屈服。”１９３２年２月宋子文在上海与金融、实业界达成各项债券减息展本谅解时，曾公开宣言不再为内战及政费举借新的内债。而１９３２年也确实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唯一未发行内债的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