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年３月中旬，宋庆龄和宋子文一起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还是全会５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她曾在会上提议在国民政府中增设卫生部，宋子文发言予以支持。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重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宋氏姐弟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上海光复后，武汉国民政府随即决定派宋子文以财政部部长的身份赴上海，接收江苏和浙江的财政。３月２７日，宋子文离开武汉赴上海，宋庆龄则留在武汉。
    宋子文到上海后不久，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消息传到武汉后，宋庆龄立即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时南京当局散布谣言，称宋庆龄是被迫留在武汉，甚至已被“监禁”。这类流言也传到了武汉地区，宋庆龄立即向美国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处于包围之中的武汉政府，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她指出：“这样的谣言，以及另外一些性质更加恶劣的谣言，正在暗中传播开来，想要败坏我和我的家庭的名声、败坏我所献身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名声，但这将是徒劳的。”宋庆龄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拯救处于危急中的国民革命作不懈的努力。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滞留上海的宋子文也是不满的。不过，他认为蒋的行径只是“武人干政”，认为他所向往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被破坏了。他曾私下谈到：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他曾被列入上述《讨蒋通电》的署名者，但在上海他不敢按武汉方面的口径公开斥责蒋介石。他还曾向来上海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传统。显然，宋子文此时仍认同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软硬兼施，企图争取宋子文为南京国民政府效劳。宋子文的大姐宋霭龄也劝他作出“明智”的选择，不要与“赤化”的武汉当局搞在一起。另外，上海新闻媒介对武汉国民政府有关措施及工农革命运动的片面报道，使宋子文从原来的政治立场动摇了。文森特·希恩曾向宋子文转述了宋庆龄要他尽快返回武汉的意见。宋子文踌躇再三，最后却动摇了回武汉参加国民革命的念头。他向希恩辩解说：“我姐姐（指宋庆龄）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我怎么知道回汉口后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呢?我怎么知道我能制止货币贬值?如果他们不断鼓励罢工和群众集会，那么干什么也无济于事。他们让人民处于想入非非的激动状态，他们肯定要失望的。……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到，他们就把我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集会……”宋子文的这番话，实际上已近于蒋介石等人当时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诬蔑了。
    宋子文于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离开上海返武汉，这时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微妙变化。他携带了蒋介石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信中写到：“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即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子文还向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带来了蒋介石的条件：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显然，宋子文已站到蒋介石一边了。
    宋庆龄对于宋子文政治立场的转向感到不满，她坚定地向宋子文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即使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也要继续同蒋介石斗争。宋子文对宋庆龄仍然是敬重的，他没有向宋庆龄施加压力，只是从姐弟情谊出发，希望她不要贸然回上海，以免遭到不测。
    另一方面，宋庆龄又和走上反共反人民道路的汪精卫一伙坚决划清界限。她拒绝参加汪精卫召集的“分共”会议，并委托陈友仁发言，坚决反对分共。她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声明，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明确表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为了抗议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反革命行径，探寻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宋庆龄于１９２７年８月下旬前往苏联。她在临行前的声明中，再次表示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立场，指出：只有坚持三大政策，“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而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