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子文生于１８９４年１２月，比他的二姐宋庆龄只小一岁。姐弟俩都在上海就读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宋庆龄入的是中西女塾（即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宋子文则进入圣约翰大学（前身为圣约翰书院）。从宋子文出生到１９０７年夏宋庆龄赴美国，姐弟俩在国内相处有１３年之久。
    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主修文学时，最关心的是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宋子文也离开上海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主修经济。与宋庆龄不同的是，宋子文“对中国的事情或者对中国的革命都不太感兴趣”，只是埋头学业。初到美国时，宋子文对许多事情还非常不习惯，每逢节假日，他便从波士顿前往威斯里安学院同宋庆龄相聚。到１９１３年８月宋庆龄学成离开美国时，宋庆龄和宋子文共同在美国度过共约１０个月。在远离父母的异国他乡，每一次的相聚都使姐弟间的手足情谊有了进一步的加深。
    宋子文１９１５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１７年宋子文回国后，一度任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又曾在金融界、实业界任职，但五六年下来，将近而立之年的宋子文在经商方面可说是一无所成。对此，宋庆龄颇为关心。１９２３年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革命政权，急需延揽各方面人才。于是，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在广东，宋子文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热情。孙中山起初委任宋子文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４月任命宋为中央银行筹备员，１０月任命宋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５日中央银行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子文被任命为行长。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又出任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可见，宋子文后来得以在中国政坛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宋庆龄所起的引荐作用是很关键的。
    在广州时期和武汉时期，宋庆龄与宋子文不仅姐弟关系十分密切，在国民革命事业的志向上也基本相同。
    １９２５年１月底，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消息传到广州后，宋子文即于２月３日乘船经上海抵达天津，再赶抵北京探望孙中山，并安慰宋庆龄。宋子文还与孙科、邵元冲、吴敬恒、戴季陶、何香凝、邹鲁、戴恩赛、孔祥熙以证明者的身份，在由汪精卫记录的孙中山遗嘱上签字。３月１１日晨，因孙中山病情急剧恶化，宋子文与何香凝一起劝说宋庆龄同意孙中山在遗嘱上补行签字；宋子文读由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英文信，亦由孙中山签字。同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后，宋庆龄与宋子文都非常悲哀，围绕榻前号哭。在料理孙中山的后事期间，宋子文担任治丧处会计股主任，奔走甚忙。他还陪着宋庆龄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护送孙中山遗体至协和医院施行防腐手术；复往协和医院亲视孙中山遗体入殓，护送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共同在灵堂守灵，护送孙中山灵柩到西山碧云寺；亲视孙中山遗体改殓楠木新棺。后来，宋子文还前往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参与了陵墓有关建筑样式的确定。在宋庆龄最为哀痛的日子里，宋子文全力操办孙中山的丧事，使宋庆龄感到十分放心和满意。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１月初宋庆龄专程从沪抵粤参加会议，宋子文曾与国民政府副官长马湘一起赴香港迎接宋庆龄。１月７日晚，宋子文与宋庆龄同乘“羊河”号轮抵达广州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发表讲话，呼吁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成功而努力、团结合作，宋子文则向大会作了财政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和宋子文都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二大”结束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　宋庆龄被推为中央妇女部部长（由何香凝代），　宋子文则被推为中央商业部部长。
    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决议，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宋庆龄与宋子文以及孙科、陈友仁、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乘火车离开广东北上，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作准备。１２月８日，宋庆龄、宋子文在邓演达陪同下先行到达武昌。宋子文当时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和广州中央银行行长的身份，兼任新设立的汉口中央银行行长，遂在汉口中央银行所在大楼内安排宋庆龄的住处。
    在武汉国民政府初期，宋庆龄与宋子文政见基本上一致，共同参加了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１日，宋庆龄和宋子文以及孙科、鲍罗廷、徐谦、陈友仁等人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各界民众大会，并分别作演讲，“激励民众努力革命，期达到革命成功，解除半殖民地之痛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跻中华民国于国际平等地位之总目的”。宋氏姐弟还多次共同参加了武汉地区党部和其他机构、团体召开的集会。在武汉，宋氏姐弟当时都是广州国民党中央当局北迁之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两人一度几乎每日都到临时联席会议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去办公，一起商议决定各项重要问题。１９２７年初，宋庆龄和宋子文均被推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