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郎笔下的蓬山仙境——读刘永翔文史杂说《蓬山舟影》

刘永翔这个人很低调，有才有学却绝不张扬，读书界以外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文史学者中佩服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要从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说起。 1982年第一期的《文史知识》杂志上，刘永翔写了一篇不长的读书札记《“折柳”新解》，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致酒行》中的一个词作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想不到竟引起了钱钟书先生的注意，并在第二年给《文史知识》编者的信中加以赞扬，这当然使时年三十五岁的刘永翔心潮澎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向自己的崇拜者倾吐怀抱的愿望，许多文人皆有“万言书”之作，但刘永翔却选择了更艰难也更见其才力的文体——骈文，他在1983年4月16日所写的《上钱钟书先生书》，我已读过好几遍，但每读一遍都禁不住击节赏叹。如这一段陈述自己命运的：“翔於越下材，春申寄客。命常多舛，生实不辰。岁在丁酉，时甫十龄。朝廷生弭谤之心，寰海起川防之役。家严乐在育才，方勤于周序；直能忤物，难免于罗钳。名登党人之碑，家堕民之籍。始则谪迁于陇亩，后则编管于闾阎。然狱虽沉三字之冤，节未改孤忠之介。梦尚萦乎白鹿，望犹寄于金鸡。讵意苍狗云成，红羊劫起。身竟箝于楚市，命仅脱于秦坑！呜呼，毕郑玄辰巳之年，死犹可羡；入柴望丙丁之鉴，生祗堪伤！……所幸九有难沉，四凶终殛。汤网开而党锢解，楚囚释以冤狱平。家严黉宇重回，教筵复掌。翔则不犹可炼，桐未全焦。戊午岁，以同等学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为研究生。从此置身庄岳之间，学步邯郸之市。两年毕业留所。学惭半豹，命作校书；才谢八叉，除为助教。人笑溺虫鱼之学，自欣识鸟兽之名。……”这些句子一联一联地喷吐而出，严密的规律和工整的典故，都挡不住他久已郁结于心中的一腔热血与才情。他的文字越是典雅，他的情感越是激越，我们汉民族语言文字在他心火的冶炼之下，竟能熔铸出如此美妙的文辞。这里不只是学问才华，更使人感动的是一位年轻学人的跃动着的心。我以为可与古代才人的杰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媲美。这使我想到骈文这种文体究竟还有没有生命力了？它的属对要工，文辞要雅，精镂细刻，剔透玲珑，当然不可能是“大众化”的作品，但对于能够欣赏其价值的人来说，它自有不可替代的艺术光芒。这正如红氍毹上的昆曲、寿山石上的雕刻、景德镇烧的细瓷乃至鼻烟壶里绘制的内画……是一宗文化遗产，是国粹，它总得有人懂，有人会，有人欣赏，有人保存。刘永翔的这封信，当然赢得了钱钟书先生的褒奖，因为钱先生对骈文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管锥编》中论徐陵的《与杨遵彦书》时对骈文的价值说了一大串精到的意见。在给别人的信中也说：骈文“少而好之，熟处迄今未忘。”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忽奉损书，发函惊叹：樊南四六，不图复睹。属对之工，隶事之切，耆宿犹当敛手，何况君之侪辈！”刘永翔的确是长期在历史文学的典籍中漫游，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资源，才形成了他惯于把自己的才思用对偶骈俪的形式表述出来。他在《自题诗集》中自述：“领略江山匪所长，每凭故纸助文章。爱将换骨新诗句，贮入通眉古锦囊。但使腹中书戢戢，何劳潭底影徨徨。平生不解骑驴出，谁道辞无日月光？”——这话也不错，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自己惯于使用的武器，只要有真性情真才思，自有其不可掩盖的光彩。在这本集子里还有许多谈文说艺的文章，长的如《谈名说姓》，短的如《〈推背图〉与〈烧饼歌〉》，考证的如《〈陋室铭〉作者之我见》、《周邦彦的家世》，还有类似《世说新语》的《钱通》……都大有可读之处。刘永翔是刘衍文先生的长子，刘老先生有“誉儿癖”（“誉儿癖”原是王安石的故事）。当刘老先生看到钱钟书的赞誉之后，也情不自禁地吟诗道：“誉儿莫笑王家癖，曾入梁溪巨眼来！”（钱钟书无锡人，无锡古称梁溪。）老先生的心情我是能体会的，我们毕竟也都是有儿女的人啊！

刘永翔这个人很低调，有才有学却绝不张扬，读书界以外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文史学者中佩服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要从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说起。

1982年第一期的《文史知识》杂志上，刘永翔写了一篇不长的读书札记《“折柳”新解》，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致酒行》中的一个词作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想不到竟引起了钱钟书先生的注意，并在第二年给《文史知识》编者的信中加以赞扬，这当然使时年三十五岁的刘永翔心潮澎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向自己的崇拜者倾吐怀抱的愿望，许多文人皆有“万言书”之作，但刘永翔却选择了更艰难也更见其才力的文体——骈文，他在1983年4月16日所写的《上钱钟书先生书》，我已读过好几遍，但每读一遍都禁不住击节赏叹。如这一段陈述自己命运的：“翔於越下材，春申寄客。命常多舛，生实不辰。岁在丁酉，时甫十龄。朝廷生弭谤之心，寰海起川防之役。家严乐在育才，方勤于周序；直能忤物，难免于罗钳。名登党人之碑，家堕民之籍。始则谪迁于陇亩，后则编管于闾阎。然狱虽沉三字之冤，节未改孤忠之介。梦尚萦乎白鹿，望犹寄于金鸡。讵意苍狗云成，红羊劫起。身竟箝于楚市，命仅脱于秦坑！呜呼，毕郑玄辰巳之年，死犹可羡；入柴望丙丁之鉴，生祗堪伤！……所幸九有难沉，四凶终殛。汤网开而党锢解，楚囚释以冤狱平。家严黉宇重回，教筵复掌。翔则不犹可炼，桐未全焦。戊午岁，以同等学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为研究生。从此置身庄岳之间，学步邯郸之市。两年毕业留所。学惭半豹，命作校书；才谢八叉，除为助教。人笑溺虫鱼之学，自欣识鸟兽之名。……”这些句子一联一联地喷吐而出，严密的规律和工整的典故，都挡不住他久已郁结于心中的一腔热血与才情。他的文字越是典雅，他的情感越是激越，我们汉民族语言文字在他心火的冶炼之下，竟能熔铸出如此美妙的文辞。这里不只是学问才华，更使人感动的是一位年轻学人的跃动着的心。我以为可与古代才人的杰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媲美。

这使我想到骈文这种文体究竟还有没有生命力了？它的属对要工，文辞要雅，精镂细刻，剔透玲珑，当然不可能是“大众化”的作品，但对于能够欣赏其价值的人来说，它自有不可替代的艺术光芒。这正如红氍毹上的昆曲、寿山石上的雕刻、景德镇烧的细瓷乃至鼻烟壶里绘制的内画……是一宗文化遗产，是国粹，它总得有人懂，有人会，有人欣赏，有人保存。

刘永翔的这封信，当然赢得了钱钟书先生的褒奖，因为钱先生对骈文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管锥编》中论徐陵的《与杨遵彦书》时对骈文的价值说了一大串精到的意见。在给别人的信中也说：骈文“少而好之，熟处迄今未忘。”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忽奉损书，发函惊叹：樊南四六，不图复睹。属对之工，隶事之切，耆宿犹当敛手，何况君之侪辈！”刘永翔的确是长期在历史文学的典籍中漫游，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资源，才形成了他惯于把自己的才思用对偶骈俪的形式表述出来。他在《自题诗集》中自述：“领略江山匪所长，每凭故纸助文章。爱将换骨新诗句，贮入通眉古锦囊。但使腹中书戢戢，何劳潭底影徨徨。平生不解骑驴出，谁道辞无日月光？”——这话也不错，每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自己惯于使用的武器，只要有真性情真才思，自有其不可掩盖的光彩。

在这本集子里还有许多谈文说艺的文章，长的如《谈名说姓》，短的如《〈推背图〉与〈烧饼歌〉》，考证的如《〈陋室铭〉作者之我见》、《周邦彦的家世》，还有类似《世说新语》的《钱通》……都大有可读之处。

刘永翔是刘衍文先生的长子，刘老先生有“誉儿癖”（“誉儿癖”原是王安石的故事）。当刘老先生看到钱钟书的赞誉之后，也情不自禁地吟诗道：“誉儿莫笑王家癖，曾入梁溪巨眼来！”（钱钟书无锡人，无锡古称梁溪。）老先生的心情我是能体会的，我们毕竟也都是有儿女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