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商品经济已经进入了文化人的意识中，书籍的商品属性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市面上的书籍，价格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野，通俗小说就凭着出版事业的兴旺而提高了本身的商品性，并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娱乐消费品，价格反而昂贵。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黄卉副教授介绍，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价格比其他如科举用书、音乐医药类生活用书，要高出许多，很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通俗小说的，即便是中低级官员靠俸禄也无力购买（在明末一个私塾的老师要带三五个学生，每月才可以拿到一两银子）。据考证，当时的一套《封神演义》，要花二两纹银才能买到，《春秋列国志传》要纹银一两。由此可以反映出书商在明代兴盛程度。 

    在明代的文化结构中，书商是隐含于其中的解构者，同时又是市民文化或公共空间的建构者。他们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要义，而且更对明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特征神领心会。 

    实际上，明代书商就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图书“炒作”手段。黄卉副教授考证发现，那时，书商们为了在市井中宣传其刊行的新书，而其作者和刻印者们往往会在“适俗”上大做文章，比如请名家作序、评点，加注释等，甚至有些书商还在形式花样的翻新，比如进行绣像等。 

    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书商也有请不了名人时，就假冒名人之名作序写评论，扩大书的影响等等，其手法新鲜，可与当今的书商一竞高下。 

    在明代中后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话语表达空间，与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大不相同。拟话本、通俗演义、市井传奇以及民间戏剧，都可能因为书商的参与，使之成为文本，并迅速流行于世，从而形成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或一种社会现象。 

    实际上，在这个公共话题的构建过程中，毫无置疑，书商起到了一个建构者的作用和一个中间者的角色。比如，由书商怂恿推出的某个历史演义或拟话本小说，在其流传过程中，也毫无含糊地表达了它的阅读者及传播者的政治态度、社会价值观念及心理情感经验等。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趋利而动，但在晚明社会及封建社会后期，书商显示出了他与过去文化格格不入的气质，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市民话语空间搅动的现代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