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一个公共名词已经诞生。在今天的消费文化场景中，他们形同一群头戴知识瓜皮帽的导游，诡计多端，面貌暧昧。 

    他们的来历，曾因中国当今出版业的体制原因，而常常被一些媒体大书特书，似乎是奥林匹克山上一群身份不明的“盗火者”。 

    在“文化样本戏”和知识配给体系为主流的时代，他们就谋划了颠覆“真实”定义的《黑镜头》，在人们还一直处在哀怨的历史气息之时，他们就策动了《中国可以说“不”！》，以一本书搅动了中国公共话语空间。 

    他们来自哪里？从文化人到民营出版人，他们出演的身份“变形记”中，时代的精神焦虑和消费文化的嗜命狂欢，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他们曾是“莽汉派”或“非非主义”的语言旗手，曾是“将诗篇挂在腰间的一群嚎猪”，但是，在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形成的“夹缝”中，他们的命运迅速地完成了在“刀锋上的句法转换”。 

    今天，时代的消费气质已经彻底地改良了文化的胃口，他们顺应了这种特征，而学会了用书籍颠覆书籍，用知识反对知识。他们在诗歌或文化理想中没有打败的东西，消费主义却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他们就是消费主义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阅读的古典定义改变为消费：一种体验，或一种可以产出的投入。他们是你今天阅读中一段无法跳过的导语，夸大其词，或暗渡陈仓，他们把手中的权力控制，巧妙地转化成一种依赖，你必须依赖于他们的提供。 

    在今天的阅读中，他们在某些幽灵般的瞬间是神，他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明代书商的自我诉求 
    书商是明代文化启承转合的一个重要的中间角色。他们深谙当时社会的文化机制，熟悉民风民俗，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懂得了商品经济的特性，并充分利用它来形塑明代繁盛的市井文化及公共空间。 

    明代书商的形成有两个基础，一是出版业的繁盛；一是社会民间话语的空前发达和商品经济意识的兴起。 

    据记载，明代书坊很多，有官刻、民刻、私刻等多种形式的刻坊，刻书的种类包括通俗小说、类书、画谱、印谱、诗文集、医书和日用书籍等。经过唐宋的发展，明代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极盛时期，诸如当时的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民间出版业一片蓬勃。 

    江苏常熟著名的汲古阁，就是明代大书商及大藏书毛晋的印刷作坊，据考证，该作坊最多时雇工达200人，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杭州，其出版业也是蔚为壮观，最多时有书坊竟达20多家。 

    出版业的繁盛，使得一些业主开始选择一些适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出版，并催生了以专职书籍交换买卖的书商的形成。 

    同时，到了明代，民间社会已形成了许多关于前朝后代、帝王侯相、农夫渔民之类的故事传说。为了适应民间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一些人便草率地将这些内容编写出来。比如，到明代后期，编写和印行历史演义的风气依然很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加上已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包容了从开天辟地到明代为止的全部历史。这个广泛的民间文化土壤使得更多的人开始投入到编写印行通俗书籍的行列中来，这就是书商的最初形象。 

    明代盛行的拟话本，也与书商的大量刊行密不可分，冯梦龙编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三言”，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就是在书商的怂恿下而写成的，它们对市井小说和明代中后期民间话语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