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朱廷嘉是标准的上海“老克朗”(class)，父亲从印刷业获利甚丰，便投资电影院，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下好几家戏院的股份。他从小就是铁杆影迷，：“最开始由佣人带着去，我都穿着小西装，打上小领结。门前有头戴红帽、穿红衣的拉门小郎替客人拉门，进门有存衣服务。门口原来有一个乐谱架摆放着可以免费取阅的说明书，上面印着放映电影和明星介绍以及电影预告。后来拿的人太多，就放在售票处，买票的时候赠与。入场有白俄女郎领座，开场之前和休息时间有服务员胸前挂着长方形藤盘叫卖爆米花和巧克力。后来戏院连爆米花也不卖，不让吃零食。靠近走道的一排座位旁边专门设有带圆圈的小凳子给小孩坐，每个座椅背后有挂钩，可以把汽水瓶钩在上面，散场后有服务员统一收取。电影开场时会敲三声钟，才熄灯放映。”

　　1939年，大光明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有记者评价这新奇的玩意“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大光明为观众配备了种种优质服务。这些措施无非是要把大光明塑造成一座高级社交场所，在解放前到大光明看电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朱廷嘉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去大光明的人有不少社会名流和外国人，衣冠不整的人不许入内。男士着西装，女士穿着开衩很高、很单薄的旗袍，外披厚厚的大衣，汽车接送。最好的时间是周六九点一刻那场，往往有几百辆汽车停在附近几条马路。” 著名女式洋装店鸿翔公司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能捕捉最新的流行样式，也经常到大光明观察时髦女郎的穿戴。

　　影院门厅西部为咖啡馆、舞厅，后部为弹子房，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几乎一网打尽，也就成为时尚年轻人的心头之好。当时大光明正是以与欧美几乎同步上映新片的首轮戏院著称。直到今天，朱廷嘉还能如数家珍地道出那些欧美大明星，哼唱好莱坞电影中的插曲。

|||F color=#0000C0 (国产电影的艰难突围　　“虽然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十分繁荣，但其实也没法与好莱坞电影抗衡，当时中国电影的处境还是非常艰难。”从影迷成长为电影人的沈寂如此感叹。也许，应该说当时国产电影面临的局势比现在更加危急，没有所谓进口电影配额限制，挟技术、资金优势的好莱坞电影早就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电影市场大半壁江山。

　　据统计，当时进口片与国产片的比例差不多是9∶1，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设立发行机构，几乎垄断了上海的整个电影发行市场。朱廷嘉老人直言不讳：“只有二三流影院才放国产片。”在大光明电影院历年上映电影片目上，1933至1942十年间仅有一部中国电影，其余全是美国片。沈寂认为“知识分子爱看好莱坞电影，但普通老百姓们听不懂英文，还是爱看国产片。”

　　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电影的生存之道。对大众趣味的把握与表现本土的平民生活让国产片在好莱坞电影的强势下争得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上艺术水准也不断提高。沈寂原来热情追捧好莱坞片，直到发现国产片中也有《桃李劫》这样优秀的影片，其中包含的民族救亡意识更是进步的表达，从此他成了对三四十年代国产片了如指掌的电影通。国产电影日益壮大的声势令大光明这样的一流戏院不得不一点点为其敞开大门。

　　首先打破惯例的是1935年的一部《红羊豪侠传》。这是影坛风云人物张善琨创办的新华公司的头炮影片。他决心把影片放到大光明首映以振声威。起初大光明一场也不肯松口，但张善琨却找到了可乘之机，每年除夕夜大光明会专门放映两场电影贺岁，将收入作为员工福利。张善琨费尽心机终于获准放映一次半夜场，于是1935年2月3日23点30分《红羊豪侠传》成为第一部登陆大光明的国产片。他以此为噱头大肆宣传，竟然使这部制作粗糙的戏曲翻拍片十分叫座。新华公司由此发迹，逐渐成为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这段上海“孤岛”时期最大的电影公司。

　　“炸弹好像从头顶飞过，但照样看戏、跳舞。”朱廷嘉的描述是那个时代上海租界的真实写照。1937年到1949年的混战中，大光明仅仅停业了20余天。在日军尚未进入租界的孤岛时期，这里维持了相对的安定，亦造就了中国电影的一个畸形繁荣时代，发起者正是张善琨。这个由黄楚九与黄金荣调教出来的弟子在其他几家公司陷入停产的局面下，大力炒作古装片《貂婵》，再次向大光明要求首映。这次他的运气好多了。随着《貂婵》的首映，国产片终于正式在大光明登堂入室，一流戏院的这种开放标志着国产片的发展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貂婵》在上海连映70天，票房之火爆让效尤的小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短短四年内生产了近200部电影。尽管这些影片多为古装、武侠乃至艳情片，但其彻头彻尾的商业性却使这一阶段成为中国电影最具产业规模的时期，其间也不乏《木兰从军》、《孔夫子》等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