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就是指那些充斥着异国情调的空间，包亚明教授说，“这一称呼在指称空间的同时也表达了时间的纬度。”事实上，这个词语简练地概括了人们对于上海的想象。于是，穿越历史的雾蔼去寻找这个风情和资本互相叠加的城市的前世今生就有了想象的惯性。

　　大沙船世界、赤佬、大火轮、上海势力等词语是《飞地》作者描述近现代上海嬗变的几个意向性词语，就像是沙盘推演，作者设定了几个主要路标，来推演上海的变革路径，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聪明的写史方式。

　　在作者看来，沙船的存在似乎证明了上海人具有海洋性民族的特征，也使得上海人和腓尼基人、雅典人等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欧人有了相类的强悍民风。这和如今看似温文尔雅的上海男人作派大相径庭，但事实上却道出了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本地精神谱系的滥觞。

　　大沙船最初纯属私人事件，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私人事件促成了沙船、棉布、钱庄、会馆这一老式上海链条，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伴生的经济生态，仿佛是一个对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经济发展阐述的绝妙注解。

　　“赤佬”一词上海人并不陌生，它是一句骂人的话，带着一种无法名状的蔑视描述着一部分上海人的所谓优越心态。不过回到最初的历史语境，这个词语却是用来指称外国人的。“赤佬来了”当年更是上海人用来恐吓孩子们的口头语。我们可以想见当初上海初见“赤佬”时的惊奇和恐慌。不过，“赤佬”的频繁出现使得上海越来越习惯外来力量的碰撞，古老的观念和商业文明都在外部刺激中变形，带上了喧哗的西化色彩。

　　按照汤因比的挑战——应战逻辑，上海就是在这种外部刺激的挑战下被迫应战，造就了一个早产的资本主义的畸形儿。但若撇去情感的误置，相信大多数人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给上海带来屈辱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工商文明。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火轮似乎也是一个老掉牙的玩意儿，但它却成为了旧上海经济的又一个引擎，它终结了沙船时代，上海开始真正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同时也敦促了以轮船、银行和买办为主的新上海链的诞生。

　　新上海链的形成迅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洋商、冒险家和投机客，也吸引了趋利而附的全国各地的乡下阔佬和尊贵人物。或许太平军也是催化剂之一，他们的军威让江浙一带的富豪纷纷投奔上海。

　　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结合下，中国买办又和外国“赤佬”们建立了“比附为利”的关系，于是买办、买办化商人、洋人就构成了特殊的和清政府若即若离的上海势力，一块畸形的资本主义“飞地”也就在东海之滨的长江口站稳了脚根。

　　旁观者清。也许当年一个英国人初次登陆上海后的言语更能够描绘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性，“这是一座买卖的城市，它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李欧梵曾经在《上海摩登》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文modern是在上海才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因此文化上海和现代化上海很自然就是一回事。《飞地》的作者则选择上海的“开放与闭锁”切入点，着力讨论了十九世纪上海开埠之后作为一个被迫的实验性窗口是如何展现其接纳西潮的能力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早产儿。在书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在中西冲突与融合中，那些强行注入上海体内的国际化激素所带来的变革力量。

　　在李欧梵的拼贴组合中，我们得窥上海文化时髦的影像。而从《飞地》作者说故事般娓娓道来的声音中，我们可以聆听到上海曾经遭遇的历史风浪，明白上海为什幺会在近代突发异彩，由一个不起眼的滨海小城成为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如果说《上海摩登》让我们抚摸到上海柔软的肉体的话，那么《飞地》则让我们触到了上海的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