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刘晓庆出文集无可厚非。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出版文集在过去是了不得的事情，必须是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人才有资格，但是现在年轻的、走红的作家却也都可以了。他认为尽管在过去，所谓文集，是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的概念，但在现在却不那么严格，只要把作家以前出版的东西集中起来就可以冠以“文集”之名，甚至于在文学创作上不一定很有成就、只需有经济实力或有号召力的作家也都可以出文集。贺绍俊表示：“近些年来出的文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正宗’了”，在这个背景下，“刘晓庆出文集没必要大惊小怪”。 

　　有读者说，《刘晓庆文集》该出。“刘大姐是中国妇女界的风云人物，经常领风气之先。她藐视‘出头椽子先烂’的古训，大胆地喊出‘我想做中国演员之最’。我真佩服她不墨守成规的勇气。如果后人研究当代中国女性的文化心理，我觉得刘晓庆具有‘标本’意义。她有一颗活泼不死的、关怀的、善感的心，这样的人不出文集，岂不太可惜了吗？《刘晓庆文集》应该属于重要的当代女性研究文献。” 

　　白烨说，刘晓庆这部“文集”收入了《我的路》和《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两本书，另外还有一些小文章。“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第一本好一些，写出了一种艰难中的奋斗；第二本因她已享有盛名，状态就不对了，自我炫耀的情绪和自我表现的意识溢于言表。这些作品充其量是个人经历的感性纪实，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重出就重出好了，没有必要贯以‘文集’的‘盛名’，并以‘是是非非的刘晓庆，风韵犹存的刘晓庆，波澜不惊的刘晓庆，才艺双绝的刘晓庆’这样眩目的广告语招摇过市。类似这样的‘文集’的出现，可能会使本已混乱的‘文集’出版更加失范。有了这样的‘文集’，还有什么样的‘文集’不可以出呢？” 

　　著名出版人金丽红说，1991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王朔的文集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有很大的论争——人文社认为有资历的、大师级的作家才可以出文集。“我们为什么出王朔的文集呢，就是因为读者需要，他们觉得读一篇两篇不过瘾，希望看到更多的作品——何况并没有条文规定年轻作者不能出文集。《王朔文集》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销量算上盗版300万套都不止，《王朔文集》的成功到现在业界都是公认的。从那以后年轻作家也在出文集，文集不再被认为是盖棺定论或一种资历的认可”，“但刘晓庆与作家又不同了，我在图书订货会上看到海报后觉得很滑稽，至少说明出版人不够聪明，不论如何，出版文集还是要看作品本身。读者的目光集中在作家身上，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刘晓庆虽然是演艺界有影响的人物，但她出版‘文集’，总不太像那么回事，会让读者拒绝。我们没法判断刘晓庆出文集对还是不对，但要我来说，不能用‘文集’二字。其实从市场角度来讲，完全可以起个更贴切的名字。做书要研究读者心理，看读者对书名是否接受。争议对不对没有意义，因为书最终是拿来给读者看的。” 

探讨：电影界谁最应该出文集　　刘晓庆可不可以编自己的文集？出版社可不可以出刘晓庆的文集？如果只是从法律上讲，当然可以。从法律上说，不仅刘晓庆可以出文集，写文章的人均可出文集。白烨说：“我当时对‘刘晓庆文集’的反应以及现在对此事的考虑，都是立足于图书出版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在尺度或约定俗成的潜在规矩，即有一定的文学、学术成就和影响的作者才够资格编辑文集和出版文集。刘晓庆的主业是电影表演，她的业余性作品忝列‘文集’，显得勉强和夸张，感觉上有逾矩之嫌。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即便是在电影界，真正该出文集的也大有人在，但却一直无人问津，如夏衍等电影事业家，如赵丹等电影艺术家。我还了解到，为电影事业呕心沥血了一生的陈荒煤，其文集因资金问题至今无法出版。这些电影大家文集的长期‘缺席’和刘晓庆文集的火爆登场，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一些什么吗？ 

　　“市场与经济这把‘双刃剑’给文化、出版带来许多生机，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钱是不是就是一切？是不是就是文化和出版领域的终极目的？除了赚钱和赢利这个基本要求，还有没有和要不要别的一些规范和规矩——如文化操守、文化品位等等？面对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问题，所有文化人都势必要用自己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回答。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而且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严重失范现象的情况下，类似‘刘晓庆文集’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上演，对此我们也只能发出一声声叹息，并以此表达另外一种意见。这可能是微弱的，但却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