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出版要自重　　采访中白烨谈到几年前曾组约钱锺书、杨绛二位先生书稿时的一些事，或可作为出版界更好地处理文集一类出版物的一个参照。“记得几年前去拜访二位先生，谈起想由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全集或文集时，钱锺书先生当即表示，他目前先不考虑系列出版自己的作品，如若考虑也断然不能叫全集或文集一类的名称。他说，‘文集’、‘全集’有约定俗成的含意，那就是一个人的全部著作的汇集。他首先认为自己目前还在写东西，仍处于写作过程之中，收不完全的作品集怎么能叫‘文集’、‘全集’？其次他谈到，一个学人决非完人，所写的东西也并非都有示于世人的意义和传之后人的价值，而一旦出书尤需慎重，要删繁就精，不要刻意求全，所以无须出版什么‘文集’、‘全集’。言谈之中，先生对某些著名学者重名利甚于重学问，有的甚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很不以为然。”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并补充指出，作者不要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出书一要考虑自己，同时还要考虑自己的东西是否真的有益于世道人心，再者还得考虑会不会给出版者和读者造成什么麻烦。“有了这样一次教诲，我们在1992年得到杨绛先生同意出版其著作时，便格外尊重二位先生的意见，定名为《杨绛作品集》，钱先生欣然题写了书名。不久之后，我们又很荣幸地得到钱先生的慨允，同意我们出版他的系列著作，包括主要的已刊作品和未刊作品，我们拟定了‘钱锺书作品集’、‘钱锺书著作系列’两个书名供他选定，二位先生经多次考虑，最后定名为《钱锺书集》，真是洗尽铅华又谦逊备至”，“钱锺书与杨绛二位先生的道德文章，文坛内外有口皆碑，他们关于自己作品的出版考虑，关于对‘文集’、‘全集’的一些看法，或可给包括作者、出版者在内的人们有益的借鉴。在我看来，利用商业手段促进作家作品的系列出版，从总体上讲，是不失为有利于出版者、作者和读者的好事。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应谨慎从事，循名责实，不要贪大求全，失之招摇，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避免媚俗。” 

　　名人出书易，出书多，出书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的确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流行“名人化”、“明星化”和“娱乐化”有关。有时候，“名人”或“明星”，出点事件，闹点绯闻，成了“问题名人”和“绯闻明星”之后，越发受人关注，而这反过来又成为他们出书赚钱的资本。这种病态的欣赏趣味的形成与流行，与受众有关，与媒体有关，与名人自身更有关。白烨觉得这些都提醒出版界与读者：名人要自知、媒体要自律、出版要自重。同时要对一些有倾向性的问题和病态的现象展开及时而有力的文化批评，通过这种批评构成一种抗争和制衡。现在的问题是，各种文化现象纷至沓来，而相关的文化批评并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