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以为，从小说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学力度，从诗歌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学风度，从散文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学气度，从戏剧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学热度，至于童话，我以为，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学纯度。

    在读到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杨柳风》之前，我对童话有一种误解，以为童话中的和动物该分别独立于两个世界，两者之间不能对话。很不凑巧，《杨柳风》中的蟾蜍和狱卒女儿说话了；同样，我开始对蟾蜍开汽车也同样感到不可思议，这怎么可以呢？我无法想象一只蟾蜍趴在方向盘前的样子。现在看来，这简直是幼儿园级错误，怨只怨我童话读得太少。但好在我并不迂腐，能像孩子一样，乐于接受近于荒谬的想象——实际上，在《杨柳风》里，动物直接参与到（人类）社会里，成为（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此我才相信，在童话里，世界的存在有无限可能。

    成人若换一只眼睛来看，童话里的动物就会变成人。人性有弱点，那么童话中的动物也会有性格弱点。童话作家之所以取动物为故事主人公，乃是让孩子相信，在动物身上有人类所不具备或已渐渐丧失之美德，而这美德若于人类身上出现，则有强化或补缺的意义。行事不计后果的蟾蜍先生若理解他可爱的朋友们的良苦用心，一生循规蹈矩，那么就无异于压抑了他的自然天性。孩子们在等着蟾蜍惹麻烦，等着它去偷汽车、越狱和从黄鼠狼手中夺回自己的领地。是的，有什么书比《××历险记》更能吸引他们呢？这个世界缺乏冒险精神。

    童话对孩子的意义，应该是在尊重其天性的基础上，加以启迪与引导，使美与善的萌芽在孩子身上自然生长；反之，童话经常也适合于成人。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总是显得太短，读童话也是成人向纯真的儿童时代回归一种表现——华滋华斯就曾在诗里写到：孩子乃成人之父。尽管如此，在阅读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作者这位英国绅士的道德观。这一点，从蟾蜍最后也变成绅士就能看出来。童话作家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他们经常无意地，或者干脆明目张胆地，希望孩子变成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1908年的《纽约时报书评》曾对此书做过预言：本书不易归类——它注定是那种让人莞尔一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以致书角卷皱的书。天可怜见，这个预言不幸在我身上得到验证，我已无法记起自己曾多少次拿起它，无论是在书房还是厕所。我理解一个童话作家要把一个故事写得有趣味，让孩子在听到或读到时开怀大笑，并从中受益，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当年幼儿园老师给我讲的故事，我如今已不记得一个。但是我希望日后能为自己的孩子，讲这个关于蟾蜍、獾、鼹鼠与河鼠的故事。想到此，我顿觉无比愉快——我能想象，当孩子听到有趣处，因出于天性而不觉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