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书中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苏北人群体作了比较和分析。同样来自苏北,扬州人、南通人相对于盐城人、淮阴人来说境况要好一些。书中列了两个对照表:一个是淮安人、南通人的受教育情况表,一个是淮安人、扬州人、海门人所从事职业的情况表。两张表用数字表明了,南通人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淮安人;扬州人、海门人所从事的职业远远好于淮安人。如大学教育、专业学校教育、高中教育,南通人的比例是0.3%、5.4%和19.8%,而淮安人为0.9%、0.6%和0.6%[11]。又如从事的几种职业:律师、商人、工厂工人,淮安人为0.3%、5.1%和26.6%,扬州人为5.0%、89.2%和0.8%,海门人为2.3%、37.2%和3.7%。[12]作者通过这些资料和对这些不同地区移民的采访记录,引申出苏北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及矛盾。例如:扬州人、南通人在相当时间内不承认自己是苏北人,也看不起淮阴、盐城等地人。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来自淮阴的妇女是这样描述她们的淮安的邻居的:“首先,她们的话太难听;其次,淮安人没有羞耻心。在春节期间我们有不拒绝给乞丐食物和钱的习俗,淮安人利用这一点,每年春节,她们会成群结队的到淮阴要饭。在淮阴你到处可以看到淮安乞丐,她们真是讨厌。”[13]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上海人认为来自苏北的统统是苏北人,另一方面苏北人内部(扬州、南通为代表)并不认为自己是苏北人,这也就形成了苏北人这个群体作为一个部族认同的复杂性。 棚户区的形成及发展,是作者重要描述的部分。苏北人和本地人及租界当局关于棚户区的矛盾,书中也有深入的介绍。一方要拆毁棚户区,一方要维护自己赖以居住的棚户区,必然会引发冲突。本书对冲突的过程作了较多的描述,也列举了苏北人在反拆毁斗争中形成的一些团体以及这些团体所发挥的作用。作者在对冲突过程的介绍中,认为上海人和租界当局处于同一立场。 至于为什么会看轻苏北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程度低、从事下等职业、住在脏乱差的棚户、操着难听的方言的苏北人自然成了嘲讽的对象。另外,苏北人给城市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如环境卫生、治安等方面),也是因素之一。 本书着重描述了1932年一·二八抗战后,上海苏北人的状况。对为什么相当多的苏北人会进入日方企业为日本人做事进行了分析。作者列举了一些为日本人工作的苏北人、工头、日本人等多方面人士的访谈录、报纸的报道以及某些具体个例,并与一些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区作比较,最后总结出一部分苏北人是由于胁迫,而大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并不会仔细区分上海人、江南人或苏北人,日本人待苏北人并不像上海人对苏北人那样刻薄,以及为日本人干活所得工资也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当然作者对这方面的分析是不全面的,他并没有看到这些苏北人毕竟是少数,在当时日本加紧侵华的恶劣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有着爱国抗日的民族情感的。 作者在书中对1949年以后上海苏北人的状况也作了研究,其重点是苏北人在上海的工作、教育以及婚姻情况。作者指出,解放后,苏北人在上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较大改善,他们从事的仍然是最底层的工作,仍然居住在棚户区。苏北人集中地区的贫困状况依然相当严重。在南市(苏北人聚集地区),75%的居民没有煤气,而只能在户外用煤球烧饭;89%的居民没有卫生间而只能用马桶。据一个学者的说法:苏北人文化知识最少,社会福利最少,住最差条件的房子,苏北人聚集地区人口密度最大。[14] 对婚姻状况的了解,则是通过了一些实例以及当地人、苏北人对婚姻的看法。作者认为上海苏北人在婚姻方面是倍受排斥的,苏南人根本不愿同苏北人或者后代通婚,即使恋爱中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结果也往往是作为上海人的一方拒绝与另一方继续交往。1984年的调查发现,近70%的上海年轻一代苏北人和其他苏北人结婚。1986年上海闸北区婚姻登记处的记录表明,80%的苏北籍青年选择苏北籍人结婚。另外,在苏北人和苏南人组成的混合婚姻中,有75%的是新娘为苏北人。[15]作者的观点是由于江南人不愿与苏北人结婚,苏北人则只能选择苏北人成家了。 纵览全书,本书以大量实例、数字、图形及相关资料对苏北人在上海受歧视的生活状况作了详细介绍,对上海苏北人这一人为部族的形成进行全面概括,对同一民族中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一个区别于其他地区人的部族,作者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在多个层次上予以阐述,这是非常独到的。一位亚洲学者Join Bryan Starr读完此书后有这样的感慨:“韩起澜的书就上海当地人歧视苏北人的原因和程度,提供了精彩的令人信服的资料和答案……,作者将历史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使本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得到发散。” 当然,生活在上海的人读了此书,会觉得苏北人在上海被歧视的程度,有些被夸大了,毕竟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相当多的其他籍贯人与苏北人成功相处的事迹,也存在相当多的苏北人与其他籍贯人恋爱和婚姻的例子。前面也已经写到过,1949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二代人身上苏北人祖辈的影响已经减弱,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也是上海化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歧视现象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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