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情断之后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8月2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从此，兄弟俩没有再交谈过一句话，没有再通过一封信，“狭路相逢”时必有一人绕道而去：兄弟之情真正地断绝了。这在兄弟双方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波澜。请看下列数事：

    一、从1923年7月10日起，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他的译作《土之盘筵》。7月28日《晨报副刊》发表《土之盘筵》之二，文末周作人附言：“《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这段附记所署日期为“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记”。查周作人日记，这段日子里他并没有“生了病”，但在交出绝交信后的第二天，他“没有精神再写了”却是事实。可见，兄弟情断在他精神上的冲击和感情上的震撼有多大。

    二、1923年7月下旬，周作人应约编好文艺随笔集《自己的园地》。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栏名为“自己的园地”的随笔共19篇，18篇编入集子，被剔除的一篇是《〈阿Q正传〉》。这当然是由于兄弟情断的原因。在7月25日周作人为《自己的园地》一书写的序中说：“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在周作人给鲁迅的决裂信中也写道：“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他所说的“蔷薇的梦”是指什么呢？是指他向往“人类爱”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文艺派别之间的宽容，但现在他感到了失落。这是继日本“新村运动”衰落后，他再次感到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可见，兄弟情断，不但使他感情受到极大的震撼，也使他的理想和思想套路受到了冲击。

    三、1923年8月1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寻路的人——赠徐玉诺》，自称：“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现在才知道，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他感到了人生之路只能是“在悲哀中挣扎”，这正是他兄弟情断的那几天情绪的写照。他对自己所走的路、所憧憬的理想，产生了悲观的怀疑。

    四、1924年2月至3月间，鲁迅病了。胁痛，发热。医生以为是感冒，后又以为是胁膜炎。没有住院，隔天去医院诊治。鲁迅买了西三条房屋，正在筹划搬家，劳累可能成病。但却不能排除兄弟情断所带来的愤慨和遗憾郁积于胸，也是致病的原因之一。

    五、1925年11月，鲁迅作小说《弟兄》，写兄为弟的病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故事。据许寿裳回忆，周作人就生过这么一次病，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是纪实的。周作人晚年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也承认，《弟兄》所写故事“事情是实有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情断的遗憾和对兄弟情谊的眷恋，或许鲁迅未必会写这篇小说。

    对兄弟情断的原因，历来有各种说法。但至少，某些琐碎小事，是不可能如此强烈地冲击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和感情的。

与胡适的复交    1926年5月，当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发生激烈争论之际，胡适写了《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信》。信中说：“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猜疑愈深，误解更甚。”“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这是继徐志摩之后，胡适也出来喊“带住”了。鲁迅和周作人没有理睬胡适，更不予复信，从此彼此没了往来。

    光阴如箭，忽忽三年过去了。1929年5月至8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认为胡适的一系列文章“反党义”，一面组织一些人写文章对胡适围攻，一面决议呈请中央对胡适“撤职惩处”。周作人从报上看到消息，大概发现了胡适正和自己一样“左”“右”为难：一面受到左翼文化界的批判，一面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他就给胡适写了封信，称：“久不通信，并非事忙，实在只是懒而已。”又说，“昨天报载沪党部有什么决议”，“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刚发表《闭户读书论》的周作人奉劝胡适的是真心话，他希望胡适能躲入书斋。信的最后说：这么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所说的话有些过分的地方，请你原谅”。这几句话，可说是周作人对胡适几年来疏远的解嘲，也隐含着试探胡适对自己抱何种态度。

    胡适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当然不会把周作人的“劝说”当回事，但他却很重视周作人的信，立即作复。胡适除了说明“我此时不想到北平来”的几点原因外，特别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如此复信，也真是“情意殷厚”，两人疏远了三年多，至此也就复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