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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关于周作人的评传。作者是鲁迅研究专家，其收集、整理“五四”以后新文学史料的功夫尤为人所称道。这里摘编的是周作人与陈独秀、鲁迅、胡适间的恩怨，三个片断互不相联，却能具体而微地反映“五四”以后精英队伍的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

与陈独秀的分手    周作人不信任何宗教，从不是某宗教的信徒，却很重视宗教文化。他认为，不少宗教——他主要谈基督教——的经典要籍，是文学作品，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1920年前后，他接连发表了《旧约与恋爱诗》、《圣书与中国文学》等文章。

    1922年1月，在京的基督教学生在清华大学举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会后发布消息，散发传单及宗教宣传品，有一定的声势。这引起了反宗教的学生们的反对，先是在报刊上发表抨击的启事、声明、文章，接着成立“非宗教学生同盟”。这举动得到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3月间，“非宗教大同盟”组成，并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五百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邓中夏等三十余人为干事。会后发表《非宗教者宣言》。国内几个大城市的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响应，并成立分盟，发表宣言、声明，声势不小。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对这场“非宗教”运动并不以为然。钱玄同在3月24日给周作人信中说：“近来有什么‘非基督教的大同盟’，其内容虽不可知，但观其通电（今日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所谓“一千九百年的故事”是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3月29日，周作人以“式芬”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报应》一文，称：“我所害怕的，——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一是声讨的口气的太旧——太威严了，我平常怕见诏檄露布等的口气。因为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虽然我并不被骂在里面。”经朋友间的商讨，3月31日在《晨报》上，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五人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称：“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等人的宣言发表后，反宗教大同盟发出“东电”予以驳斥。同时，周作人还收到了陈独秀寄来的致五人的信，此信又在4月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陈信中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的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常见的，在中国还在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陈信又说：“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等人坚持认为信教是个人的自由，特别不能接受“向强者献媚”的大帽子。在4月11日的《晨报》上，周作人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致陈独秀》，又以“仲密”的笔名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两文都认为：“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想取缔的黎明”；而“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而他们这几个教授是“少数之少数”，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句话应该是由他们几位向陈独秀说的。

    陈独秀在论争中决不退让。他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认为：“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那么“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礼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主义及妇人守节等等”，是否也是反对别人的思想自由呢？是否也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呢？陈独秀再次呼吁：“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

    周作人与陈独秀曾有过密切的合作，情谊非同一般。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后，鲁迅周作人仍为它写稿。在陈独秀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后，钱玄同半玩笑半讽刺地称之为“中国的列宁”，没有了联系。这场关于“非宗教”的争论后，周作人与陈独秀也分手了。值得深思的是：鲁迅对这场争论没有表示过他的见解。鲁迅当时和周作人住在一起，和钱玄同也有友好的联系，但他没在他们的宣言上签字，却也没有写反对或赞同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