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特点    首先，与西方载人航天科幻作品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灌注着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中国独特文化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方的载人航天科幻小说主要描写人类在宇宙中探索的话，那么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则先要确认中国人在地球世界中的位置。在经历了数千年自我陶醉之后，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于19世纪末达到了最低点。飞天之梦也与所有其他梦幻一样，在中国人的心中沉睡下去。是科学技术为人们带来重拾旧梦的机会。能否以新科技拯救中国呢？从荒江钓叟、东海觉我到郑文光、刘慈欣，以航天技术拯救中国的文化主题，一直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占据着压倒地位。以郑文光的作品为例。他的每一部载人航天科幻作品都试图使中华民族获得复兴。《火星建设者》描写国际共产主义大联盟对火星的征服。在这一征服中，中国宇航员是一支主要的力量。而在《飞向人马座》中，东方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宇宙飞船。这飞船能够远征黑洞。 

    对国家和现实的关注，与科幻这种让人觉得虚无缥缈的文学形式，竟然以如此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一道壮丽景观。从发展上看，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爱国主义情结是从狂想加自我安慰，逐渐转变到理性和自我拓展的。早期的科幻小说多有宣泄沮丧或鼓舞人心的特征，这些作品的最终结局，还带有反击侵略的意味。新中国以后，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强烈自信进入了作品。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光荣而又不言而喻的事情。刘慈欣是当代最有名望的科幻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中华文明的尊崇及对国家的认同成为鲜明的标志。反对霸权、倡导科技共同进步是其作品经常宣扬的主题。世界大事不再发生在美国或其他什么“先进”国家，而是发生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中国领导了世界科技的进步。另一位当今享有盛誉的作家王晋康作品中，也随处可见这种立场鲜明的立论。 

    当然，关注现实并非只关注民族自豪感，它还意味着更多东西。在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1980）中，宇航员在遥远的外星球找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画面，并在这里反思中华文化应该如何繁衍。在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2002）中，人生的苦难与登月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在《猫城记》中，旧中国的种种文化劣行在猫城竟然得到了滋养，更加广泛地发生。 

    在寻找中国人世界立足点的同时，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将目光放置于宇宙。全方位地探索宇宙，激发人们多途径进行太空旅行的激情，是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绿扬在《鲁文基系列》中构造了一个太空研究站，在这里可以日复一日地观察宇宙的变迁。刘兴诗在《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中，让主人公游历各个星球，目睹世间万象。这样的观察从星系的形成到星球上个体的生存状态，无所不包。在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中，人类成功地改变了火星的地貌，还会种庄稼和造池塘。在苏学军的《火星三日》中，人们努力建设城市，面对艰苦的环境无怨无悔。在刘慈欣的《中国太阳》中，一位农民逐渐远离自己的家园走到城市并最终进入了宇宙太空。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版丑小鸭童话的翻版，竟然发生在宇航时代。而另一位当红作家韩松，则在《宇宙墓碑》中展现了毛骨悚然的宇航员墓地，用告诫人类将为自己的冒险付出代价的方式，反向激励人类的宇航热情。 

    任何文学样式如果风格单一就意味着僵死。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风格方面的多元化。与郑文光对宇宙的诗意表达不同，童恩正的《石笋行》（1982）则是对中国古典科技文化的追寻。与星河的思维爆发方式不同，韩松的冷寂和不动声色则将宇宙空间的严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外，刘咏、迟方、葛红兵等的载人航天小说也都各有特色。 

载人航天科幻的意义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发展同中国的近代不可分割，同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不可分割，更同整个人类的航天梦紧密相连。应该说中国载人航天科幻自始至终与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载人航天科幻小说激发人对空间探索的向往。另一方面，载人航天的发展也为科幻小说注入新的活力。表达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幻协会负责人之一饶俊。饶俊自幼喜好科幻，疯狂地阅读科幻。他与好友何海江还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过科幻习作。大学毕业以后，饶俊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宇航科研岗位。现在，他是神州号飞船飞行控制管理方面的科研人员。对宇航的梦想导致他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航天人。 

    从整个科幻文学的历史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当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时候，都是科幻小说得到极大肯定和全力发展的时刻。我们热切地等待着神舟号的顺利成功。并期望中国载人科幻小说在神舟的激励下，进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