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批评界出现了少有的活跃，皆因文坛“戏说”之风不断。先是《江南》杂志推出的“新版”小说《沙家浜》，把“样板戏”中智勇双全的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戏说”成了“风流成性”的“双面”女人；接着新编话剧《红岩》，江姐与许云峰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友，而是被“戏说”成了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人；最近又见一本以“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为基础的书正在热销：刘备原是卖草鞋的“谋利”商贩；关羽因内分泌失调，才长出了那么长的胡子；张飞是个穿开裆裤专放巨响臭屁的家伙…… 

    单从文坛近来的争论看，要数新《沙家浜》最为激烈。而争论的重点多诉诸新版《沙家浜》的“戏说”合不合理，以及《沙家浜》到底能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等层面上。人们所争论的已不是单纯的“戏说”创作技巧，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文学创作该如何发扬“民族精神”的深层探讨。 

    笔者以为，像新版《沙家浜》这样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将阿庆嫂这个早已为大众接受、认同的“正义”形象随意丑化，而无视大众阅读心理，显然是散发着当下文学创作中浓浓的“商业媚俗”气味。 

    为何当今的文学创作，动辄就以“戏说”名著作秀呢？笔者想，这起码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戏说”名著能有“一鸣惊人”之“功效”。今日的文坛，有的人奋力耕耘了毕生也仅是无名小卒一个，且寒酸潦倒，但有的人却是出道三日而一夜成名，身价百万。同是一根笔杆子，语言功力也不相上下，那为何结果有天渊之别呢？显然，有的人走的是“陡坡”，坚守纯文学阵地却远离了“市场”，吃力不讨好；而有的人走的是“捷径”，走“时尚化”创作道路，向“市场”积极靠拢，“以名（著）取名（声）”，事半且“功”倍，利通而名达。随便一“秀”，就能“秀”出名利来，何乐不为？ 

    二是社会阅读氛围的“低俗”。一些年轻人喜欢读的是“网文”、“ Q Q”、“电邮”等，而名著嘛，看看简介目录或者连环画、电视剧也就够了……当名著被加上“晦涩难懂”、“没有时代味”等“罪名”，咱们的阅读，无疑就已经到了“曾经名著难作餐，除却美女不是人”的地步。于是，为了适应阅读水平低俗的大众眼球，一些“戏说”名著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方式、手段，笔者以为是有存在的必然性的。由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异常丰富、复杂和作家主体世界的巨大差异，以及文学接受者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等因素的影响，文学创作方法必然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向。并且，由于新时期文学创作日益追求创新，“戏说”的定位也无可厚非。 

    但是，文学创作倘若过度“媚俗”，是容易走向“恶俗”之道的。创作，动辄就以“戏说”名作、名著或历史剧来“作秀”，并流散成风，无疑是当前文艺界潜滋暗长的种种浮躁陋态的凸显，这是文坛所不该提倡的，也是大众所不允许的。对以“戏说”名著作秀，或者盲目无知地“戏说”成风，学界应该适时合理地进行批评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