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于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随后又印了第二次，据说最近又将印第三次，说明这套书的出版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这部“名著”包括33位已故史学家的57种著作。由于编者的精心选编，这些作品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产生过影响。由这些著作构成的“名著”，实有如20世纪史学的丰碑，屹立在中国的学术沃土上，值得庆贺。这套书之所以广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编出了特点，编出了水平。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其一，“名著”选编精当，选材典型。此书编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可以说选入本书的作品，都是经过长期社会检验，为读者所公认的史学名著，不少著作起了开创作用。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中的有关清史论著，铸成了他近代清史研究“开山鼻祖”的地位；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建构了20世纪我国史学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出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及其有关史学论著，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实际上，《史学要论》也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开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它的贡献在于，当“旧史学还在一治一乱中打圈圈，新史学还找不到社会发展的路向，《中国古代社会》却以全新的思路展示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用全新的观点解释了旧史料。” 
　　上面仅举几个例子，在33位史家论著中，产生时代影响，开创史研新题裁、新思路、新方向的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正是由于编者的用心，才把这些划时代的著作都找了出来，编入其中；也才建构起这套内容有着雄厚基础的史学名著。 
　　其二，“名著”反映了史学方法论变革的历程。历史刚刚迈进20世纪，受到西方进化论影响的一些先哲史学家，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强音。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史学认为越古越好，而用进化论看待历史，则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种历史观“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正是因为进化史观如此玄妙，梁启超才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所谓“史界革命”，就是接受进化史观，冲击那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封建传统史学。不少史学家都在进化论的命题下，更新思想。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等，都接受和实践了进化史观，从而使中国史学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变革。 
　　“名著”反映出20世纪史学的另一重大变革，就是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李大钊最早向中国史学界介绍和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另一重要认识，就是探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并在这个规律推动下，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李大钊由于集学者、革命家于一身，又过早离开人世，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在史学研究上亲自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股进步潮流终归在李大钊的首倡之后蓬勃发展起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实践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随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等，他们的著作在“名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实开启于这些大师。 
　　其三，“名著”突出地反映了20世纪考古资料和历史档案的整理，促进了历史科学的发展。正如戴逸先生在本书总序中谈到的，由于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帛书、简牍等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以这些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充实了研究的内容和论点的佐证，造就了一大批有重要建树的史学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一大批专家。仅敦煌文书的发现，就造就了陈寅恪、常书鸿等许多著名学者。此外，蒙古文、满文史料以及明清档案的开放，也造就了一大批明清史专家。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史料发现有密切关系。新的史料可以为研究提供创新观点的机会，可以把研究引向深入。 
　　总之，“名著”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我国史学研究的水平、特点，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为今后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对20世纪史学起到总结和弘扬的作用。这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程，应当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