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作者将绝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唐五代诗作的辑校之中，本书有不少篇章也围绕着佚诗的发现展开论说。在书法史上享有盛誉的杨凝式兼擅吟咏，宋人提到他有《洛阳风景四绝句》，但《全唐诗》仅存其一，而且因误解文意以致错拟诗题。《杨凝式的家世、生平及佚诗的发现》一篇中从明人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内又辑得组诗的另两篇，并根据联章体诗的创作特点纠正了《全唐诗》拟题的错谬。尽管这组诗作仍非完璧，但通过现存三篇中由“堪夸”“堪珍”到“堪哀”的情感变化，不难体会到饱经时代沧桑的诗人在追忆往事时的无限唏嘘。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提及江淮间名妓徐月英的一联“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闲窗滴到明”，可惜并没有迻录完整的诗篇。本书《唐末五代的三位才女》一篇在明初佚名所编《诗渊》抄本中发现了一首误入他人名下的《寄友》诗，末二句与孙光宪所录仅有一字之别。作者随即翻检排比史料，推测《诗渊》所载应该就是徐氏之作，只是在抄录编排时误署了作者，“千年以来，一直仅见二句，偶得全诗，真属幸运”，意外收获后的欣喜溢于言表。偏处闽南一隅的清源军政权并不为人所熟知，《詹敦仁父子——写下唐诗最后一抹馀晖》特意介绍了在清源军治下生活的詹氏父子。《全唐诗》中所存两人诗作总共还不到十首，而作者在《重修清溪詹氏族谱》中又发现了一百三十首诗作，留有当时闽南文士日常生活乃至政治、文化领域的丰富细节。如詹敦仁《仆忝四门新颁九经大本喜而书之》提到自己正为“转抄良苦难”而发愁，忽然听闻“有诏锓之木”的好消息，便保存了当时朝廷刊刻九经并颁赐天下的鲜活记录。大量佚诗的出现势必丰富我们对当时人日常生活的了解，而考其来源，或借助域外汉籍，或依托碑帖拓本，或通过珍稀善本，或经由家乘谱录，也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该书作者辑补唐诗的基本途径。

  所有严谨的学术研究都不能闭门造车，本书也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推陈出新。唐末韦庄目睹长安城被黄巢攻陷后破败残颓的景象，在《秦妇吟》中尽情表达了对苦难民众的悲悯。但因为诗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联干犯时忌，为了逃避无端的毁谤，诗人只能严切告诫子孙不得传写此诗。直至20世纪初叶，在敦煌石窟中陆续发现了十多种写本，经过拼合才使这个长篇叙事诗重现天日。此后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俞平伯、翟林奈（Lionel Giles）等大批中外学者，又相继从不同角度做过翔实深入的研讨。《韦庄作〈秦妇吟〉之前后》一篇除了参考借鉴前人的研讨成果，又发现《吟窗杂录》中所引王安石集句诗，其中两句即出自《秦妇吟》，由此可知“王安石当时曾见此全篇”，为此诗的流传接受补上了重要一环。署名为花蕊夫人的《宫词》流传广泛，可相关记载却紊乱扞格。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经过精密的考证，才论定其作者为前蜀太祖王建贤妃徐氏。本书《花蕊夫人的迷宫》除了撮述浦文的要旨，又进而考察诗中反映的后蜀宫闱生活，指出花蕊夫人在前蜀覆亡后的结局，但细按其生平，“据一国大权，不思作为，耽心游乐，终至败亡，也是有以自致者，不必因为是才女，就不分是非地同情惋惜”，另从知人论世的视角提醒读者留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以往的研究也随时加以修正补充。有的是直接推翻旧说。《南部新书》载有唐末帝李从珂赐韩昭裔一诗，《唐音统签》《全唐诗》误归于韩氏名下而影响深远，以致梁太济《南部新书溯源笺证》（中西书局，2013年）对此也依违两可，未能遽断是非。唯有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据《南部新书》所述，改入李氏诗作。他在《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中校订童书而不从其说，这次在《唐末帝的游戏诗》一文里则坦承“童先生是而拙删则误”。有的是增补新出史料。《谭用之不是北汉人》一篇钩沉索隐，纠正前人著录的疏失。篇末附记又根据刚出版不久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四·洛阳师院卷》（文物出版社，2026年），指出他还担任过“成州军事判官”。有的则提供不同意见。《“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推测《鉴诫录》提到的“王承旨”当为王仁裕，附记里又介绍李剑国《王仁裕小说三种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的反对意见。由于史料有阙，这个问题要证明和辨伪其实都有困难，留下不同线索也方便读者参酌取舍。

  作者在治学之余，近年来陆续撰写了数百篇评述唐五代诗人的文章，为便利普通读者，落笔力求浅易活泼，力避艰深的专业术语。不过稍事寻绎，读者仍能领会其中蕴含的深厚学养，这本新著又增添了新的佐证。作者以数十年之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打捞被岁月湮没的诗人诗心，让我们得以在唐风宋韵的交接处，看见那个处于唐宋转型关键节点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