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国家能力。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其国家能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上。我这里特别强调战略规划和统筹能力。大一统体制下，国家能够在一些基础性和战略性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从而为整体经济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本土市场效应与协同效应，如高铁网络、特高压电网和“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工程、5G基站全覆盖等。

  一方面，它能够维持统一的大市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能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供给上，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的供给。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且低成本的基础条件。正是基于统筹能力和基础产业领域实现的普惠性供给，中国不仅形成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而且能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拥有更低成本的优势。

  总之，要理解一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其历史渊源和国家制度的结构。只有把当代的经验、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叙事中加以审视和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这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