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编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第一章、第六章

中国经济崛起现象中的基本特征事实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广泛认为是个奇迹。不仅如此，中国今天在科技应用与创新领域也跨入世界前沿，且保持快速进步的势头，取得耀眼成就。中国在特高压输电网络、绿色能源、通信网络、算力和高速铁路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拥有一流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的成本优势。这些方面的表现已远超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最好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大潜力水平。

  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全球历史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同寻常，到底该怎么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寻找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框架必须基于并且能够捕捉到中国经济崛起现象中的基本特征事实。

  中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外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超乎寻常的角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三十年，以至于有经济学家批评说，中国似乎“过度”利用了外资；第二，尽管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市场机制得到允许和鼓励，但政府依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具有罕见的国内市场规模且市场高度整合；第四，中国的生产体系先进且拥有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第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科技进步受技术应用的驱动，表现出反向创新的优势。

  这些特征事实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同寻常的表现，能解开中国经济崛起之谜的分析框架在逻辑上必须有助于解释产生以上特征事实的基本原因。

大一统国家的三重作用机制
  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个大一统国家。即便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分裂的时期，但都能迅速复原，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强劲崛起的必然性，就要从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入手，寻找其重要的作用机制，这样才能够揭示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和科技追赶的原因，前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特征事实也才能够在逻辑上得到合理解释。

  首先是资源长期匮乏的约束。从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长期社会稳定，带来人口的持续增长，而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总量相对有限，从而形成了过密的人口和过高的人口-资源比率。这一约束条件限制了国家长期资本积累的能力。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并在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实现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但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在中国需要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导致国家的经济剩余极其有限，加上外汇不足，这些都制约着工业化的实现。

  因此，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决定要依赖大规模的外资（FDI）来推动中国的再工业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了外资：一方面，“市场换技术”，用国内市场准入的对价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逐步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两条路径并行推进，最终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其次是激励体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预料到，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集权国家，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是受到限制的。这样的看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发展中世界，真正伤害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的是不作为且腐败的政府。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在长期治理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和升迁机制，这种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把中央的发展目标传导到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治理模式。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晋升与考核往往与其治理绩效密切相关。例如，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社会秩序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都会成为评价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往往会主动推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市场友好型的治理模式。并且，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官员激励体系会带来地区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创造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空间。

  最后是国家能力。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其国家能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上，其中，战略规划和统筹能力使得国家能够在一些基础性和战略性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从而为整体经济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

  一方面，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之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供给上，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的供给。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且低成本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