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昕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解释，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世界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首次作出了“中国的奇迹”这一重要论断，并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认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书中还预测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引发了不少争论。之后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了探索。其中，2013年史正富著《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从经济制度层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起来。

  而新近出版的张军著《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则另辟蹊径，穿越历史的纵深，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历史上的文明赓续联系起来，探寻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奇迹与大一统国家悠久历史文明遗产之间的逻辑关系，无疑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本书从中国长期延续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出发，以历史上形成的资源匮乏约束、国家治理中基于政绩考核的激励体系演进、强大的国家能力三个维度为支柱，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与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统一起来，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分析框架：“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国家能力”三重作用机制，深入阐释了中国何以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经济的强劲崛起和科技的快速追赶。

  长期以来，在一部分学者的叙事中，习惯于将我们曾经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与大一统国家传统体制挂钩，认为其典型特征是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过大，社会的权利被严重挤压，所谓“大政府、小社会”，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活力，由此推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限制和削减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而本书作者则告诉我们，经验与事实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在于改革政府，放权让利，激发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还有赖于“有为的政府”及相应的国家能力建设。没有一个具备强大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国家，要维护和提升市场秩序是极其困难的。中国大一统国家传统中国家能力建设也是中国经济强劲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围绕着这一核心命题，书中分六章从历史渊源和演化、经济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其中不乏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关于资源约束维度，作者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何以采取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双轨战略。他指出作为长期稳定的农耕国家，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极高的人口—资源比率，当工业化需求来临时，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经济剩余极其有限，再加上外汇不足，严重制约着工业化的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成为必由之路。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通过放宽国内市场准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渐进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双轨并行，使中国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这种将地理禀赋、资源约束与国家战略选择相挂钩的分析，为理解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解释。

  在解释有为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作者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激励体系的阐述值得重视。西方经济学家习惯强调集权体制对市场空间和活力的压制，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本书则关注大一统国家在两千多年治理实践中演化出的独特机制——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作者在介绍中国政绩合法性和激励体系历史起源和演化的进程后，细致分析了当下中国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机制，如何将中央的发展目标有效传导至地方，使地方官员的个人政治前途与辖区的经济绩效紧密绑定，从而不仅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更在地区间催生了良性的招商引资竞争，进而塑造了市场友好型的竞争性治理模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有为政府”口号，从微观激励机制的层面解释了国家建设动力与市场经济逻辑是如何实现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