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我开启了与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的合作，围绕如何拓展行政发包制与“行政外包”理论，深入讨论中国新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尤其是城市街道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缘起，是有一次偶然听黄晓春教授说起，某大城市的一些街道自2007年起取消了招商引资功能。我当即觉得，这是对行政发包制的一次“准自然实验”：行政权分配与任务目标下达照常，内部考核与结果问责照常，而预算弹性却显著减少，这势必引发行政发包体系的内部调整。这个尚显朦胧的理论预感，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2010年之后该市社会组织的井喷式出现中找到了关键线索和经验证据。在2017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中，我们将这种国家-社会关系概括为“行政‘借道’社会”——以成立社会组织为名，行恢复预算弹性之实，并与著名的“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展开对话。

  正当我以为围绕行政发包制的研究告一段落之时，2018年的一封邮件再次改变了路径。黄宗智先生邀请我与他进行“学术对话”，接受邀请后，我开始系统研读黄先生的主要著述。2019年，我们完成了第一轮学术对话。之后我们意犹未尽，又进行了多轮对话，写就的十余篇文章于2024年以《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为名结集出版。

  在这一时期，多项相关研究齐头并进。我将行政发包制的研究从改革开放时代延伸至计划经济时期。我指导我的博士生白惠天开展了若干颇有价值的合作研究。一是详细考察了计划经济时期四次大规模地方放权运动，探究中国如何从全面“以苏为师”逐步转向“以苏为鉴”。二是利用翔实的文献资料与历史数据，考察了中国地方放权对基础教育和医疗普及的影响；同时还专门撰文，研究苏联与中国在教育管理体制上的系统性差异。

  最近几年，向历史纵深推进的研究又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一个关键契机，是我偶然发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一是中山大学邱捷教授关于清代著名州县官杜凤治数百万字日记的研究专著，二是美国历史学家白德瑞利用巴县档案撰写的关于清代州县官府内部运作及书吏、衙役日常生活的专著。这些史料翔实的学术著作激发了我深入探究清代州县官府及基层治理的兴趣，期望在坚实的微观资料基础上，探寻清代基层治理实践中所呈现的行政发包制的形态。

  2024年6月，我完成了一篇四万余字的论文《探寻行政发包制的历史渊源：以清代基层治理为考察对象》，发表在当年的《清华社会科学》上。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是该杂志的主编，他借助我的行政发包制概念提出了著名的“军事发包制”理论，并认为“军事发包制”是当代行政发包制的重要历史起源。我的研究试图把行政发包制的历史渊源进一步延伸至清代，并分析传统行政发包制、军事发包制与当代行政发包制之间的异同和演变脉络。我惊奇地发现，清朝州县官府的运行，在官方颁布的律例、规则、政策文本层面，属于纯粹的“科层制”，而在实际运行中，却充斥着纯粹的发包-承包关系。

  这一历史回溯，既是回到起点，也是一次理论的再生。在探寻行政发包制的历史渊源的过程中，结合我以前对赫德时期中国海关的研究，又额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治理不可能三角理论。这个治理不可能三角理论，将分散于不同学科与经验领域的治理模式，纳入统一的分析视角与解释框架之中。

  至此，这段学术旅程呈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闭环：从行政发包制出发，经由与理性官僚制的对话，最终又上升到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行政发包制不再只是一个中国经验的描述，而成为治理不可能三角中的一个稳定解；而理性官僚制，也不再是其对立物或理想彼岸，而只是另一种同样成立的制度回应。

  回望这段学术旅程，我逐渐意识到，所谓理论的生成，不是想象的那样直线推进，而更像是在反复往返中不断逼近一个早已存在却未被言说的结构。行政发包制最初只是一个用以解释经验现象的概念，而在不断追问与比较之中，它将我引向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治理为何在某些条件下“必然失灵”，又如何在不可能之中维持运转。在概念和认知上，这既是一次摸索、彷徨和发现的探险之旅，也是一次解构、祛魅和建构的神奇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