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文明为何能在大一统框架下，持续容纳从帝制到计划经济、从改革开放到数字时代的治理变迁？国家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周黎安在其2026年的重磅新著《大一统的制度密码：行政发包制与国家治理》中开创性地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的秘密，在于一种介于科层制与市场外包之间的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它在权力等级秩序中嵌入“发包-承包”关系，以责任明确、边界弹性为核心逻辑，为理解中国治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是一次从中国经验出发、通往一般性社会科学理论的原创探索。

  “行政发包制”是周黎安教授历经近二十年打磨而成的标志性理论概念，它提出了一种“混合型”的理想模式，贯通了历史与当下，系统性地解释了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使“行政外包”“行政借道社会”等一系列未被充分研究的现象进入了学术视野，并催生了“军事发包制”“治理不可能三角”等重要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将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以下内容摘自《大一统的制度密码：行政发包制与国家治理》一书后记，周黎安教授在其中完整回顾了“行政发包制”这一概念从萌芽到成熟、从本土经验迈向一般性理论的一段跨越近二十年的学术历程，最终凝结为一部贯通古今的厚重专著，一座扎根中国经验、回应治理难题的理论丰碑。“行政发包制”——从最初概念的萌芽，到最终落笔完成这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恍若卸下一副重担，又如翻过一座高山。如释重负之余，心中亦不免百感交集。如今回望，这段旅程更像是一场梦幻而奇妙的学术之旅。


《大一统的制度密码：行政发包制与国家治理》
周黎安 著
ISBN 978-7-5432-3805-3
格致出版社
即将出版

  时光倒回至2007年，我正埋头撰写《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彼时，我已提出了“晋升锦标赛”这一概念，用于刻画中国地方官员之间的横向竞争。然而，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仅有横向维度远远不够，我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解释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分析概念，以完成那幅尚未拼合的理论图景。

  就在我反复思索、迟迟不得其解之际，一个看似平常的习惯却起了决定性作用——逛书店。若干年前随手购得的两部历史书籍，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与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在此时重新进入我的视野。瞿同祖笔下的州县官，俨然一个“承包人”：每年所得收入定额向朝廷缴纳钱粮之外，其余则成为其可支配的“剩余”；黄仁宇描述的明代江南造船，则呈现出一种层层分解、分段承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读至此处，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正是一种嵌于行政体系之中的“发包-承包”关系吗？不同于市场中的外包，这是一种被权力结构所包裹、被等级秩序所支撑的制度安排。“行政发包制”的概念，由此浮现。

  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理解的完成。它与现实究竟有多深的关联，以我当时对经验世界的了解，并无十足把握，彼时文献所能提供的经验证据也极为有限。随着著作出版的大限步步逼近，我只好抱着几分忐忑与惶恐，于2008年7月硬着头皮交稿作罢。

  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至2011年。因偶然机缘，我接触到清代中国海关的史料，了解到英国人赫德接任海关总税务司后，对传统海关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这令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历史上发生的最佳自然实验吗？赫德前后的海关管理制度提供了比较传统行政发包制与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绝佳案例。于是我带领博士生王娟遍寻史料，条分缕析，完成了这一案例研究。这项研究不仅重新点燃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也为相应的理论深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以此为基础，我开始尝试将行政发包制从一个经验性描述，推进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弥补《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一版留下的缺憾。形成的工作论文在2014年于上海大学举办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宣读，收获了积极的反馈与评价。会后，周雪光教授提议围绕我的文章在《社会》杂志组织一期专题研讨，邀请多位专家同仁撰文点评，他负责组稿，并亲自撰写专门的评论文章。这一轮集中对话，使行政发包制逐渐走出最初的个体思考，进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2015年前后，新的问题再次浮现。彼时雪光教授刚刚完成了关于“官吏分流”的文章初稿，计划在《社会》杂志组织专题讨论，我受邀参与评论。在研读雪光教授的文章、参与交流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官吏分流”的现象，可解读为行政发包制的组织边界的调整过程。这让我意识到，对行政发包制的分析需要考虑组织边界及其动态调整。随后我提出行政发包制存在两种展开形态——官僚体系内部多层级政府间的“行政内包”，以及国家与社会承包主体之间的“行政外包”。如此，行政发包制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既可涵盖中央与地方关系，又可解析国家与社会关系。